结果了。我只是一说，希望你们能够结合实际，再多斟酌。”
“先从简单的说好了。第一个，陆衍提的关于奥运会的事情。我不会为此写歌。”说着，毕文谦看了陆衍一眼，微微点了一下头，“不过，其中的原因，倒和乒乓球队没关系。确切地说，和整个中国代表团都无关。我只是觉得，这一次在南朝鲜举办的奥运会，很可能成为奥运会历史上的耻辱。为什么这么说，原因有两方面：第一，在这个冷战的时代，竞技体育成为了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舞台，所谓没有硝烟的战场，奥运会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奥运会的口号是更快更高更强，这是挺激励人的，可一旦上升到国家荣誉的层面，这就不仅仅是激励的问题了。众所周知，美国抵制了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做了初一，于是，苏联没有参加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还个十五。美苏之间在体育层面上的综合性直接较量，从76年到88年，憋了十二年。这一次奥运会的地点，恰好在冷战的第一线，美苏双方必然都会全力以赴，甚至于，不容失败。那么，怎么才能更快更高更强呢？除了日常的科学而刻苦的训练之外，显然是兴奋剂最立竿见影了。但从面皮的角度来说，所有人在场面上都对兴奋剂持唾弃的态度。换句话说，所谓奥运会，对很多国家和人来说，都在用兴奋剂，也都在努力调查别人有没有用兴奋剂——查出来了，就是兴奋剂；查不出来，就是高科技。奥运会除了是运动员的体育竞技之外，更是一个国家的科研水平的战场。第二，南朝鲜是一个和RB相似的，被外国驻军，主权不完整的国家。并且，这个国家自古以来就是小国寡民，从来没有过大国心态。有着这样一次面向全世界，举办奥运会的机会，他们的第一目标，很可能并不是以东道主的身份办好比赛，让全世界的朋友宾至如归；而是充分利用东道主的优势，为了奖牌成绩不择手段。在这样的双重背景下，这一次奥运会很可能爆出令人瞠目结舌的丑闻。我对我们中国运动员在这一届奥运会的成绩，不得不持相对悲观的期望值。”
“我反对兴奋剂，不仅仅是嘴上反对。所以，与其说为了鼓励运动员们而写一首歌，我更希望国内的宣传口对这一次奥运会的宣传降温，不要让人民群众抱以过多的期待，也别让运动员自己背上过多的包袱。”
说完一个段落，毕文谦顺手拿起之前留在办公桌上的玻璃杯，把剩下的水喝掉大半，径直继续说了下去。
“第二个，关于刘三剑提的白旗车的想法。既然她为了赌气在文华公司内部这么提了，那我就勉强一本正经给个意见好了——我不同意。如果真要顶上耻辱柱以儆效尤，方法多的是，没有必要这么搞。我们国家现在，生产一辆轿车的成本，并不低，不能这么挥霍。”
“第三个，香港媒体的事情。我也同意刘三剑认为应该整顿的论断。但具体的整顿方法，不能用国内以往的行政办法来。一国两制的构想，是我们提出的。我们在香港主动做的一切事情，都要按照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框架来。媒体想搞大新闻，那就让它们搞好了。我们只需要做两件事。一个，是掌握能够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发出我们的声音的香港媒体。无论是我们自己成立，还是对已有的媒体进行控股，或者其他什么有效的办法，都可以。另一个，在我们控制之外的媒体，我们只要求真而全，真实，全面。如果报道不真实，或者是用片面真实的内容以偏概全，从而试图混淆视听，那就直接教它们做人。资本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人民民主专政的铁拳，但我们也正好不必被社会主·义政府的节操所束缚，只要那些人在香港生存，教做人的办法，太多了。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是血淋淋的，这是至理名言。”
毕文谦的口吻始终是规律而平静的，就像他如黎华那样伸着中指敲打桌面上的材料的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