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隔离区。当他来到隔离区的时候，发现窗口那边全副武装的医生正在与几个患者家属争吵，争吵的内容他听不太清，好像是要签什么临床试验知情同意书，一些家属不同意签，但又要求医院对他们的家属用药。
争吵的方向正是隔离区入口，张老汉思女心切就走了过去，这时他也听清楚了事情的缘由，原来是有一家公司开发出了一种应对病情的药物，但由于时间紧急，新药没有获得国家权威机构认证，可能存在一些未知风险，而这次试药就是国家直接组织的，面向有志向尝试新药的患者。
招募试药志愿者，当然要签临床试验知情同意书，原本一些药物的临床试验万一失败都是有法律赔偿的，但是由于这次碰到的是烈度极高的疫情，按照一般临床试验知情同意书的“根据损害程度，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赔偿”的条款，根本无法断定是药物的副作用造成的患者死亡，还是治疗失败造成的疫情死亡。
也就是说，签了这临床试验知情同意书，有可能做了试药，但最终还是按照疫情死亡判定，无非是慰问金可能会多一些，但又能多到哪里去？
这让一些家属无法同意，他们觉得自己家人是承担药物风险的，怎么能寻常对待？毕竟这种新药，谁知道有没有毒！
张老汉走过去，停下了脚步，他想到了病危当中的女儿和女婿，又揣了揣兜里放着的党员证，他这次来医院，就已经冒着被病毒感染的风险，像他这样的老人，还是很看重党员的身份，外出办事或者到政府部门谈事情、反映情况，兜里总会放着自己身份的证明——党员证，似乎这本小小的证给了他坚强的勇气支持。
“同志，这个临床试验知情同意书他们不签，我来签，我是党员，这个时候我愿意站出来，我的女儿女婿病危了，我可以签！”
张老汉来到维持秩序的医生面前，苍老的脸上带着一丝坚决。他知道国家既然将新药放到医院中做试验，肯定是有着某种把握，而且就算没有把握，难道还能带来更坏的结果吗？
他看了看那些哭得伤心，却在救治问题上怎么都不愿签同意书的病人家属，似乎看到了某种丑陋的外表。
现场因为张老汉的打岔而变得有些怪异，医生看了看他，又看了眼他从口袋中摸出来的红色本本，与旁边的医护人员交流了下然后点头同意。
这次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作为首批试验的重点医院，一共得到了二十五例试验患者名额，前面二十个名额沟通都十分顺利，患者家属似乎都接受了现实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把同意书签了，然而在最后几个名额上却偏偏出现了患者家属串联起来拒签知情同意书的情况，这次张老汉站出来，也算捋顺了他们的工作。
这个新药临床试验名额，给谁不是给？
很快，张老汉便见到了自己的女儿女婿，此时他们已陷入重度昏迷，生命危在旦夕，张老汉透过厚厚的隔离玻璃看到医生们取出一个包装盒，然后用注射器吸取生理盐水将A瓶粉末溶解打到B瓶中，接着通过静脉注射的方式慢慢流淌进患者的血管当中。
病房中很平静，各项检测设备在这个时候肯定是不够用的，不过为了准确观察使用新药后的反应，医院方面还是调集了全套设备过来。
心电图显示正常，心跳逐步由每分钟120下慢慢降低到每分钟80下，渐渐回归到了正常水平。血压仪显示血压正在企稳，效果不太明显。
其余各项指标也都处在临界的状态。
张老汉在病房外待了四个多小时，他没有听到女儿女婿的病危消息，这令他佝偻的身子骨慢慢硬朗了起来。
下午四点，也就是使用新药后的六个小时，医生来到了张老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