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3月，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走马上任，他曾在清华大学经济系学习过两年。在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朱理治发现，由于边区处在经济落后的地区，过去靠拨款和外援，没有积极发展自身经济，税收很少，在短时间内不可能靠大幅提高税收来弥补因失去外援而带来的财政亏空。因此，只有以信用货币的发行为手段来克服财政危机和扩大生产。
发行边币和废除法币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被置换出来的法币，可以用来到国民党辖区采购物资，可谓“一箭双雕”。既可以减轻边区的通胀压力，又可以抛售国统区的输入物资，进一步控制边区物价的上涨。由于边区政府掌握了货币发行权，在与国民党的“货币战争”中不再毫无招架之力。
朱理治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既要发行货币刺激经济发展，又不能让货币泛滥，使已经尖锐的通胀问题失去控制。货币发行量和物价的关系到底应该如何处理呢？他认识到“商品的流通量假定不变，纸币的流通量增多了，则物价必定随着提高。依据同样的规律，市场货币流通量假定不变，商品流通量减少了，则物价必定随之提高”[4]。
因此，朱理治提出了解决通货膨胀的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多向工、农、运输业放款，推动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尽量发展信用，减少货币发行，使边币不致走到通货膨胀的境地。”[5]在保障供给和支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以稳定边币币值为主要目标，实行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
1941～1942年，边区银行把政府财政性借款的比例降低了11%，裁减部分转投到商业贸易和生产建设领域，仅支持食盐输出的贷款就接近1000万元。同时利用储蓄及政府卖盐的收入来回笼货币，减少货币流通量，控制通货膨胀。
边区货币的稳定和信用，离不开边区“对外”贸易，而贸易的增长和法币边币之间的“汇率”问题紧密相关。
在边区银行成立后不久，由于边币的信用程度不高、流通域不广，政府采取行政手段干预边币和法币的比值，导致了“外汇”黑市的出现。朱理治认为解决“外汇”黑市的问题不能靠简单地取缔和打击。“因为在今天的外汇政策下，银行的法币只有出，没有进，黑市决不可能避免。”[6]朱理治看到了问题的本质。边币初创，法币共存，边币暂时无力全面收兑法币，这样，两者发生交易在所难免。与其行政弹压，不如市场引导。
朱理治提出了设立货币交换所的办法，来规范法币与边币交易。1941年底，边区政府建立了货币交换所，边币和法币在交换所公开挂牌交易和自由兑换，由边区银行根据市场供求来调节牌价，调剂时间和区域上的余缺，达到消灭黑市，稳定边币币值和边区金融贸易的目标。
货币交换所的建立大大方便了边币与法币的兑换，促进了边区进出口贸易的发展，特别是食盐和土特产的出口。同时对稳定边币与法币之间的比价起到了重要作用，使边区银行能够通过交换所这个平台，打击货币投机。通过使边币比价稳中有升，达到边币信用增强的效果。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使用和持有边币，边币的流通范围也越来越大，在对法币的货币斗争中渐渐占了上风。
由于控制了货币发行量和发展经济、增加物资供应，经过一年半的努力，1942年下半年，物价上涨速度开始低于货币发行增长，而且边币对法币比价也在回升，由7月的325：100，上升到12月的209：100，边区在平抑物价和稳定金融上取得了可喜成绩，边区自己的货币站稳了脚跟。
著名金融学者张宇燕这样评价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陕甘宁边区在货币金融方面的成就：
“我们不无惊奇地发现，尽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