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企业需要大规模融资，在丧失金融主权的情况下，只能大举外债，最后落入别人的掌中。如果汉冶萍在日本的话，它的债券和股票可以直接向中央银行的特别贴现窗口进行融资，也可以由财阀银行提供贷款，政府还会用关税的办法，挡住外国钢铁的竞争，如此重要的核心企业，政府无论如何都会全力支持。而在中国呢？大清帝国的中央银行，即1905年成立的大清银行，没有意愿，更没有能力帮助汉冶萍。当时中国的货币尚未统一，大清银行发行的纸币不可能有公信力。商业银行体系处于初创期，资本积累远非雄厚。上海的股票市场更是投机者的天下，没人会对如此规模的超级重盘股感兴趣。钱庄规模太小难以成事，票号不思进取故步自封。在恶劣的金融生态环境中，汉冶萍是难以存活的。
工业是创造社会财富最重要的核心部门，大规模的银行信用扩张，如果不与最能产生巨大效益的工业相结合，迟早必会爆发通货膨胀。日本的经验与中国的教训再次说明，金融是国家的核心命脉，失去金融主权，就不可能保住国家主权和经济命脉的控制权！
明治维新的成功使得日本国力猛增，更重要的是，极大地刺激了日本扩张的冲动。而中国的洋务运动貌似热热闹闹，却完全经不起战争的考验。当中国和日本迎头相撞时，洋务运动的“西洋镜”立时碎成了历史的沉渣。
甲午战争，给中国和日本都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迹。中国不再是从前心气高傲的天朝上国，而是迅速沦为列强的待宰羔羊；日本也不再是过去安心孤岛的藩镇小国，胜利的狂欢与征服的欲望使日本滋生了掌控世界霸权的野心。
命运的裂变
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对世界而言是个意外，对中国而言则实属必然。问题并非出在国力悬殊，而是洋务买办派的消极战略。
当时，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与日本相比还占有优势。从经济上看，日本明治维新虽然见效很大，但重工业还比较薄弱，轻工业中也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钢铁、煤、铜、煤油、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当时日本共有工业资本7000万日元，银行资本9000万日元，进出口额2.6亿日元，财政收入8000万日元，这些指标除了进口量与中国相当外，其他都不如中国。从军事上看，日本从明治维新起，出于一个岛国的本能，竭尽全国之力提升军事实力，到战前，拥有军舰55艘，排水量6.1万吨，与中国北洋舰队相当。日本常备陆军22万人，总兵力不到中国的一半，武器装备也相差不大。很显然，中日军事力量对比，中国还略占优势。
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洋务派北洋大臣李鸿章领导下的“劲旅”如果能打胜仗倒是个奇迹。
李鸿章夸耀的号称“世界第八舰队”的北洋水师，排名还在美国、日本之前，甲午战争中，却连一艘日舰都未击沉，自己还落得个全军覆没的下场。陆军就更可笑了，几十次战役无一胜利，其余可用“望风而逃”四字概括。牙山之役，叶志超不但仓皇逃窜，还谎报战功，后来在朝鲜平壤再度上演胜利大逃亡的绝技，狂奔500里逃回鸭绿江，如果叶志超参加世界马拉松比赛，定是金牌的不二人选。鸭绿江防线，李鸿章安排了4万“劲旅”，兵力多于日军，但不到3天就全线溃败。日军进攻义州，只放了一排枪，“劲旅”便弃城逃跑。日军攻大连，主帅赵怀业高举降旗绝尘而去，恐怕也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此人倒是有心人，家里的金银细软早已提前装船运走，但大炮130多门，炮弹、子弹240万发，全部被日军缴获。日军又攻旅顺，“劲旅”以7万以逸待劳之军，对付2万劳师远征的日军，主帅龚照玛连日军的影子都未见到，就连夜乘船潜逃威海，结果群龙无首，军心瓦解，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