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如回到宋辽对峙时期，现在没有办法，为了防务支出，一方面大肆恢复王安石变法时的新法，不过所用之人皆是如蔡京等奸佞幸进之辈，只要求擅长敛财即可，令官场环境变得更加乌烟瘴气。
同时不得不再次往东南、燕地追加税赋，这些税赋自然收不到士大夫身上，多为百姓承担。
以前沉重的税赋就已压得南人丰年无自食，自再度加重各项税赋以后，更令百姓生活难以为继，况且赵佶这个狗皇帝的各种纲还少不了，民间自然已是沸反盈天。
察觉到这些情况的士大夫，为了缓解地主和农民的压力，因此上奏建议加大征收商税，这一举措原本无错，不过由于宋廷对广州的统治过于放纵，尤其是放纵那些阿喇伯人在广州等地建立聚居地。
以至于加大农业税与商业税的一年时间以后，不仅江南各地再度爆发农民起义，规模直追昔日方腊起义。
同时广州地区的阿喇伯人联合反抗朝廷加重征收商税，公然杀官割据，强制传播他们的宗教，宣称要在中土建立****的国度，并且捣毁佛寺、道观，屠杀不服从的百姓与佛道僧侣。
这些人是海盗习性，曾在唐末时期就屠杀过广州，并将之占领。
后被农民起义军首领黄巢攻破，反手屠尽广州城内阿喇伯人、一赐乐业人、波斯人等胡商，也算是成功复仇。
当下朝廷眼见后方起火，地方厢军根本不堪使用，不得已再次征召西军，令种师中领军往南进行征讨镇压。
天下局势，又是一番混乱。
宋地起叛乱，自宋廷召集五万西军开始，直到完全平定江南等地农民起义，再加上阿喇伯人的暴乱，整整过去一年半，亦令宋廷元气大伤。
这次平叛并没有像第一次平定方腊之乱一般仅用二百余天便彻底将之镇压，这一次农民军势力广泛而分散。
主要发生在两淮、江南东西两路、两浙路等地区，几乎涵盖宋朝整个南方要地。
这些起义军大多本就是上次方腊起义散落到民间之后的残部，有一定作战经验，在战略上也吸取了方腊的教训。
在起义之初就迅速攻占金陵、江州重地，进军两淮，甚至还围攻襄阳重镇。
一旦襄阳重镇陷落，等于长江天险彻底落入起义军之手，看到这等形势，宋廷高层无比慌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