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还可归为象数义理讲《周易》的，还是有别于象数筮术之说的。
在《易图明辨》未尾，胡渭质疑：“圣人岂专为卜筮而著一书，使天下后世之人日日端策拂龟，听命于鬼神而不务民义也哉，亭材论卜筮十则，可以箴宋人之膏盲，余故备录之而缀以管见如此。”
看来胡渭还是反对把《易》讲成是占筮的东西，但胡无法弄明白先秦筮卜与《易传》里的象数卦术理论根源，又以象数卦学之说去说《周易》，同样就陷入了传统象数释《易》的泥淖里去了。这也是以象数义理释《周易》的通病，关键是在于今本《周易》的结构体式误导的根源。
本身胡渭的“体用”易学论，也是有渊源的。
早在宋时的程颐就用“体用”关系以释《周易》里的象与辞的关系。但程颐可是被后学界里公认的里义理派释《易》者。
程颐的《易传序》里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象与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得于辞不达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程也强调自己在书中解释的是《周易》的辞语，从辞语中领会圣人之意。但程已然并没有摆脱《易》象占的说法，程已然是遵循《易传·系辞》里的“易学”谬误，并认为是孔圣人的话，“《易》有圣人之道四焉”，即观象与玩占，并且强调“作为本体的理和行为功用的象在根源上本是一体的，在呈现在外的象和隐微不见的理之间并没有一点点的间隔。”
这种理论本没有错，而错在人们理解与适用在《周易》里的辞与八卦卦术上的象错合一起，把“体用”之说变成了《周易》里的辞是为了占问吉凶的道理上去认识了，那就失去了对《周易》义理探讨的意义了。这无疑成了“哲学变成神学的婢女”，换言之“哲学成了筮术的婢女”，即哲学成为诠释占筮的理论了。
从程颐对《易》总体不否认有占筮一面来看，程颐无论如何释之《周易》里的“卦爻”辞之理，但也不抛弃象数之说，又不抛弃占筮《易》之说，可想他的义理与《周易》本义，岂不是差之毫厘，而谬之千里吗？故他释出的《周易》义理，与《周易》一书之意不是一回事。
到胡渭的“体用”《易》说，只能成为清朝时期里算命的“技术之书”在“用”学上才发挥，故清后期与民国初的数术有如此的蔚然大观。清朝越来越多的算卦（算命）之书，层出不穷，恐怕是得益于哲学上的“体用”理论的诠释吧？
无论清朝时期复兴的汉象数“易学”，还是所谓的考辩“易学”，都无法离开“象数”而说《易》理，但都不是《周易》里的义理。象数“易学”在清代是蔚然大观，至清未尚秉和与杭辛斋为止，终于在复兴的汉象数“易学”与新兴的考辩“易学”影响与应用于筮卜术（算卦）是越来越紧密了。
清代“易学”突出的是汉”象数”易学，汉虞翻”易学”受到清”易学”研究的重视。虞氏易学是以象数解《易》，在以“象”解《易》中，已突破了八种物象（八卦取象）解《易》，而发展出很多取象。清”易学”名家张惠言(1761～1802)作《周易虞氏义》，用虞氏取象说来解《易》。在复古”象数”学说而解《易》的还有焦循等。
清人皮锡瑞(1850—1908年)的《经学通论》里有此说：“《四库全书·经部》惟《易经》为最多，《提要》别择之亦最严。‘存目’之外，又别出‘术数’，不欲以混经也，《易》义无所不包，又本卜筮之书，一切术数，皆可依托。或得《易》一端，而要不足以尽《易》，虽云密合，亦属强附。汉学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