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仁义之属明之，而无所偏主。至其消长之际，淑慝之分，则未尝不致其扶阳抑阴之意焉。盖所以赞化育而参天地者，其旨深矣。不言其占者，谨微之意，已可见于象中矣。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柔顺正固，坤之直也。赋形有定，坤之方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六二柔顺而中正，又得坤道之纯者。故其德内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学习而无不利。占者有其德，则其占如是也。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六阴三阳，内含章美，可贞以守。然居下之上，不终含藏，故或时出而从上之事，则始虽无成，而后必有终。爻有此象，故戒占者有此德，则如此占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
括，古活反。誉，音余，又音预。括囊，言结囊口而不出也。誉者，过实之名。谨密如是，则无咎而亦无誉矣。六四重阴不中，故其象占如此。盖或事当谨密，或时当隐遁也。
六五，黄裳，元吉。
黄，中色。裳，下饰。六五，以阴居尊，中顺之德，充诸内而见于外，故其象如此。而其占为大善之吉也。占者德必如是，则其占亦如是矣。《春秋传》：南蒯将叛，筮得此爻，以为大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疆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且夫《易》不可以占险，三者有阙，筮虽当，未也。」后蒯果败。此可以见占法矣。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阴盛之极，至与阳争，两败俱伤。其象如此，占者如是，其凶可知。
用六，利永贞。
用六，言凡筮得阴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亦通例也。以此卦纯阴而居首，故发之。遇此卦而六爻俱变者，其占如此辞。盖阴柔而不能固守，变而为阳，则能永贞矣。故戒占者以利永贞，即《乾》之利贞也。自《坤》而变，故不足于元亨云。”
从朱熹对《坤》卦的解释来看，本不离"占卜"说。显然朱熹把《周易》文辞当成占卜辞了，这正与他言说的"《易》本卜筮之说"互为表里。朱熹把《周易》定性为卜筮之说，他自然从占筮上去解释《周易》文辞了。
总之，《周易本义》在解释《周易》一书时是从占筮角度去解说的。朱熹从筮卜角度解释《周易》，实乃是一种错误认识，正如以象数义理去解释《周易》那样，虽然是以象数指向《周易》的义理，但已然是一种错误认识。都是先见得《周易》里的六十四个画符号，而受到先秦史巫筮卜的影响，而把八卦象数之学说来释解《周易》了。从根本上来说两者无论象数义理解释《周易》或是从象数筮卜解释《周易》，都与原创《周易》是不相符的。但从社会学意义上来看，象数义理释解《周易》，比象数筮卜去解释《周易》无疑有其极积的意义。
当然朱熹也不可能把史巫的八卦筮卜从《周易》上剥离出去，他既没有见过殷商的甲骨上的“六十四画符号”，他也无法弄懂“六十四画符号”与《周易》一书原初的关系。他所见、所用的是传承下来的今本《周易》，他又不去思考《春秋左传》里记载所隐含的《周易》文本史实，他只是把《周易》按春秋史巫的筮卜一个方面去认定《周易》的性质了，这虽有历史的因素，而更有朱熹的偏见与无知。
在对《周易》文辞上的理解与认识远比不上他的理学祖师爷程颐(因为朱熹是北宋程颐的三传弟子的门徒)，至于朱子对《周易》所作的解释更是支离破碎，既没有说出个什么，也说不出个什么。自然是从筮的角度与八卦、阴阳、图式、象数角度去注释《周易》，看朱子的注释比看《周易》是大煞风景。若把《周易》当成一付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