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看到的是这一筮例中出现的“《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说的正是春秋文本《周易》里的《大有》第三繇称里的文辞。而《左传·闵公二年》里的筮例中只出现了《大有》中的第五“繇称”，即“《大有》之“乾”，而并无引出以“乾”做繇称里的文辞来，而这一筮例中“曰”之后的“同复于父，敬如君所”，不能理解成是《大有》里的第五繇称里的文辞，还认为是与今本《大有》里不同的文辞，这样认为就错了。这里的“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内容，是史巫的解筮的话语，这种方式，即“某之某曰”后出现的内容，而不是《周易》里的文辞，并不是仅此一例。正如此筮例里出现的“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这种说法格式，是史巫点明某“卦“(这里史巫已把《周易》称卦了)某繇称后，跟着出现的是史巫解卦的语言，这种“解卦”语言，一般是通过所筮出某卦的卦符号取象或通过得出的某繇辞来解卦，并不引出某繇辞，而是变成自己的对所问事项的吉凶，说出一套说语来，所以就不能一概认为“某之某曰”之后的话，就是《周易》里“某之某”里的繇辞。这一筮例出现的“同复于父，敬如君所”，正是史巫通过《大有》里的第五繇称“乾”的取象（“乾”的取象为“天”、“父”、“君”等）做出的“解卦”语。我们这里只是要看的是，《左传·闵公二年》里的筮例中出现的“《大有》之“乾“”，正是通过《大有》卦名和《大有》里排第五的繇称“乾”名，出现的这种称谓。由此从这两筮例中，也完全能够印证春秋《周易》文本的每篇里的结构形式来。
《左传》里的以《周易》筮例说法与引用例子里的说法是吻合的，也由此证明，两者所用的是一种文本，即“春秋《周易》文本。也由此而知，春秋《周易》文本是以《周易》里的符号及名称来编排每篇里“繇称”内容的。
总之，春秋《周易》文本里的六十四文格式内容均是:画符号十名称十文辞十繇称符号十繇称名称十繇辞
如《乾》与《大有》格式内容:
《乾》
“()乾，元亨利贞。
()姤：潜龙勿用。
()同人：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履：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小畜：或跃，在渊，无咎。
()大有：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夬：亢龙有悔。
()坤：见群龙无首，吉。”
《大有》
“()大有，元亨。
()鼎：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离：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睽：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大畜：匪其彭，无咎。
()乾：厥孚交如威如，吉。
()大壮：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接下来我们看这种不同于今本《周易》格式的春秋《周易》文本定型于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