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历史条件肯定是个成因，但叶先生并没有做出阐述，即无法知道东西方是什么样的社会历史条件才导致成不同的思维方式。
“文化因素”命题太宽泛不说，叶先生也没有解释是什么样的文化因素注定中国选择“诗性思维”。
“渐进与激进”的说法同理是个“概念”而没有定义。也不知道希腊是如何激进，而中国又是如何的渐进，更不要说是什么导致的激进与渐进文化的背后成因了。
至于孔子的作用，推动诗国文化，孔子会起到一些影响，但孔子之前已经产生了《周易》，《周易》的思维方式就是诗性智慧。再说孔子推崇“诗”本身是“果”，而不是“因”。是什么促使先秦哲人推崇诗性智慧，而没有产生理论思维呢？似乎叶先生并没有揭示出来。从《诗经的文化阐释》一书中还不甚明白是什么导致“诗国文化”的背后因素。“诗性智慧”本是维柯创立的一个重要历史文化概念，但叶先生通过《诗经》文化而阐释“诗性智慧”却只字未提及维柯及其《新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