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背景，
《周易》成书的时代当在西周后期，已不同于春秋战国时期。西周中后期林林总总的封国，与周王名义上是个隶属关系。封国的国君与周天子也名义上是个臣属关系。而享有封地的诸侯在封地上进行二次分封（如同分家那样），对自己诸侯国里的卿士又是君主的身份。而这种局面到“春秋中期逐渐开始变化。一些诸侯及卿大夫的氏族内部，停止了新宗族的产生，他们开始不再把兼并来的土地，人民像过去那样分封出去，而是设立郡县，然后派家臣去充任那里的官吏，直接进行管理”。到战国时期，推广郡县便于集权政治的行施，也更有利于在诸侯国间的争霸。而最好的表率是西秦，通过郡县长官的直接任免，可把地方政权牢牢掌握在君主的手里。随着诸侯间的不断战争与兼并，最终由秦完成了兼并，结束了长达上千年的分封制，而走向了‘天下’集权于一人的帝王专制。也终于不可逆转的大一统帝王专制社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被确立下来，一走就是两千多年。
我们弄清了周朝历史的发展过程，对《周易》里的“君子”概念就有所认识。为何《周易》建构出“君子”这一政治理念，这是与其时代息息相关的。也就更清楚的去认识先秦诸子对“君子”这一政治概念的不断陈述的历史原因。也就能够认识到先儒（《周易》作者）建构的“君子”理念与后儒所阐述的“君子”理念的区别与联系。
《周易》一书里建构的“君子”这一政治概念，“君子”成了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君子”成了安邦治国理想的政治家，君子成了担当起治国安邦的当然责任者。‘天下’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君子”的身上。“君子”无疑成了推动社会前进的拯救者。
当然，先儒设计的“君子”治国的根本在于“道德性”，而“道德性”的实质又体现在“有孚”，即“君子有孚于小人”的民本思想。
然而《周易》里的“君子”并不等同于“王”。“君子”是托负着邦国命运的集合政治概念，“君子”不是‘天下’之主，而是邦国之主。‘天下’的太平是靠“君子”共治来实现。所以《周易》一书里对“君子”表述之外，已然对“王”这一称谓有其表述。接下来我们来看《周易》对王制政体的认同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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