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之文用于说理也是称《周易》这一名称，而用《易》代称《周易》，则最早的正是（即现有的史料中来看）《左传》里记韩宣子聘鲁出现的称法，随后《左传》里也有《易》称法。
那么这“易象”就是指释《周易》的“象辞”（即后来称《易传》里的内容之一），韩宣子见的“易象”不是指《周易》与“象传”，应是释《周易》的文章称“易象”，才会有韩宣子看到后的那种惊奇之感。那时对《周易》一书在上层应该是不陌生的，见了《周易》并不会有惊奇之感，只有见到不曾有过的解释《周易》一书义理文章才会感到新奇，才有韩宣子****的“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的这种感慨来。
这韩宣子所见的“易象”，应是《周易》学术文章，即《易传大象》文章无疑了。“大象”文是阐述“君德，君礼，君治”，才会使韩宣子感慨“周礼尽在鲁矣”。也正因“大象”文的出现“突破”了巫术神学观念，彰扬了人文理性，更彰显了《周易》里的义理思想，启蒙了人们对《周易》一书的新认识。
韩宣子在鲁国太史那里见到“易象”的时间是昭公二年，即公元前540年（昭公在位32年，即前541前510年）。这是属春秋后期，孔子这年才10岁。孔子不但不是作“易象”的作者，也不是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是儒家的集大成者。
“易象”的产生也许孔子还没有出生呢？孔子到老年才喜《易》（即《周易》），又非常惋惜没有了时间把《周易》一书研究透彻。既然没有研究明白，就不能去写阐述《周易》的“易传”文章了。说孔子作《易传》是一种拉大旗做虎皮的行为，那是汉人的附会而已。
《左传》里并没有涉及孔子过多活动事迹，而只是引用了一些孔子的话来论事理。《左传》成书是在战国时期，而《论语》一书也是战国时期编撰而成。写《左传》的作者是按春秋史料而写，大抵孔子死后在社会上已有名气，写《左传》的作者才引用孔子的话。
《左传》里有引用孔子的话，但不是出自《论语》一书里的内容。如《左传·文公二年》：“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发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作虚器，纵逆祀，祀爱居，三不知也”。
而文公二年是公元前625年，这年比孔子（字：仲尼）出生还早七十多年。
又如《左传·宣公二年》：“孔子曰：董狐，吉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而宣公二年是公元前607年发生的事情，而孔子还没有出生呢。大抵《左传》的作者是孔子之后的战国时期的人，写春秋史时加入孔子的话，以表达作者论事理的观点依据。类似于《史记》里的篇后内容出现太史公曰那样，不过《史记》是体现了作者的对历史人物评判的观点，而《左传》的作者是引用名人的话来评判历史人物，而不是说孔子在那个时期讲述过了那些话。
“大象”文遵遁了《周易》里的政治哲学思想，并且给于发扬光大。
“大象”文的内容同样是为“君子”讲述的修德治国的政治道理，是《周易》里的忧患意识转换“观象进德，恐惧修省”的君子之为。观象修省，正是春秋流行的思潮。因为这个时期是礼崩乐坏，即社会急具变化的时代，在主流社会精英层里还没一个固定文化理念的成形。这时正是一个自由“学术”与思想“开放”的时代，这一时代的前后都有着不同的文化特征，在前期是周天子“共王”天下的分封时代，即西周前期还没有走出神启的时代。在春秋之后的战国时期是一个逐步走进王权理念的时代。
西周后期至战国，这是一个理性蒙发与成长的时代。也正是中国哲学突破的时代，才能产生出理性的思想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