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不尽复，但《周礼》的内涵，就是说儒学重点不在道德学问，而是一个政治学理念，是要指导改制定官解决土地工商业的。
要搞一套适应现状的、涉及到土地制度、官僚制度、教育制度的全套改革。
张伯行说颜李学派，必推陈同甫、次必王安石。
而也确实，颜李学派是明末顺初这个环境下，最热衷于“重建官制”、“重建学校教育制度”、“详细土地法制度”的一群人。
没有之一。
他们搞出来过一套从皇帝到九品官、再到下士乡士的全套的、详细到每个官职官吏的俸禄、管辖职责、限制等的体制方案。
他们搞出来了一整套详细的人才选拔、学校教育的制度，详细到老师的俸禄、学生的考核、选拔数量、复读年限、毕业生去向等。
他们设计出一整套虽然空想，但指向了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均田方案，而且连均田之后的继承、产权、转业等等都考虑到的。
这就是《周礼》派的明显特点，试图让儒学指导现实世界的运转，指导社会运行，指导国家建设。
然而，伴随着考据学的发展，《周礼》被从“圣经”中开除了。
这就是李塨被毛奇龄一句《周礼》伪书，干破防的原因。
而颜元、李塨搞出来的《实学三字经》，更是有三分之一的内容，被考据学搞得，成了伪书学问。
至少三分之一的内容，内核是“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是由这个衍生出来的，包括颜元对实学魔改下金木水火土谷的“学科”贴合。
因为……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这句话的引用出处，也和《周礼》一样，被证明是“伪书”，在学术界被开除了“圣经”范畴。
《周礼》问题，或者说王莽、王安石问题，实质上是个“政”、“教”问题。
即：我们儒生的本源定位，是啥？
是教？
还是政？
儒生不是大祭司。
因为，大祭司是皇帝，儒生，包括孔子，理论上都没有“祭天”的资格，也没有直接和天沟通的资格。
天坛祭天，哪个儒生也不能说，哎，这个我熟，我懂礼，专业对口，所以我去祭吧。
这是绝对不行的。
在这个转型期，儒学必须要找准自己的定位。
是正教分离之后的“大主教”？
还是一个有理想的政党，目标是做“内阁首相”，并且进行全面的社会改革？
而改革要不要符合儒学大义？
《周礼》、《尚书》几篇，已经被基本认定为后人伪作，那么依托《周礼》、《尚书》的托古改制派，其实在大义上，是有问题的。
其实走到这一步，儒学唯一能延续下去，而不是在整个文化圈全面崩溃的可能，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把仁和礼剥离。
把仁抽出来，抽象成一个抽象的符号，作为内核精神。就像是老百姓听泰州学派讲那些东西一样，把仁抽象、简化成庸俗的“好人”、“有道德”。
把礼，拨出来，就像是新生代写的包子问题一样，就是个与当时社会契合的外在办法，但是不是和现在这个时代契合呢？
这也是大顺这边立官方的永嘉永康学派立不起来的关键因素，因为到最后，叶适选择了功利，又为了确定这是儒学，就只能走向外部表象的礼了。
很明显，颜李学派现在也处在这个阶段了。
如果他还想说自己是儒学，那么就只能往礼上靠了，否则的话怎么说自己的“功”是合乎儒学的？
而一旦舍仁而求礼，那又把好端端的托古改制，变成了复古反动。
因为这就是颜李学派现在面临的困境，而实际上这个困境，事功学在南宋时候就已经遇到了。
固然说，永嘉永康一派的事功学，因为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