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之间的差距了，哪怕就是分别由皇帝说出来和由宰相说出来，其威力都是大相径庭的。
甚至只要是皇帝的金口玉言，都可以超过任何一条法条的规定。
这种治理方法和治理模式，用现代的观点来看，是不正确且不稳定的，可是在中国古代社会，这却是唯一可行的。
毕竟老百姓的识字率也就这么点儿，能把自己名字写出来就不错了，想要让他熟读浩若烟海的《大齐例律》，这怎么可能？
远不如某一个地方官，说一句话来的直接和可信。
而地方官本身就不只是律法的执行者，同时也是法律的解释者，甚至是法律的创造者。
《大齐例律》虽然是厚厚的一本，但是社会活动包罗万象，就是二十一世纪都过了二十年的现代，国家依旧要不断的进行立法活动来规范社会上出现的新事物。
而在古代这种通讯技术、印刷技术、传播技术都十分落后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具备这样的立法条件。只能依靠各级官员，根据法律的基本精神，以及传统的道德观念，做出一些法律之外的决断。
这样的决断往往并不完美，有时候还会因为掺杂了个人的情绪，而同实际完全情况相反，但这样的做法至少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千错万错，至少能找到说这话的人，找到了人，自然就有人负责，有人负责总比没人负责强，而负责的人地位越高，当然就能说明这句话的效力就越强。
而萧文明拿出来的这份书信，是毅亲王的亲笔，这个效力就更了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