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人占据澳门后，只许葡萄牙人与中国人居住，不对其他外国人开放（宗教人士例外）。虽有个别外国人非法进入，但毕竟不能正常进行商业活动。至1746年3月，葡萄牙王室发文禁止外国人在澳门停留，澳门封闭政策而由此达到了极致。
而另一方面，正如海宁的环球集团正在积极策动的那样，澳门的发展因为大清帝国的政策改变，而迎来了一个较为明显的历史机遇。按照清朝原来的规定，外国商人在广州贸易结束后，应随船离开。但这一法令执行得并不严格，许多商人留了下来。到了此时，东印度公司及西方各国商人在广州已经有相对固定的商贸活动，也有相应的组织，相当数量的人员住在广州的商馆（Factory），而不再是过去那种随船贸易的商人。此时，当最新的“防夷五事”颁布之后，他们不能长期住在广州，也无法长期住在船上，他们只能到澳门来落脚。
但这并不是澳门逐渐走向开放的唯一原因，清朝的敦促固然是一方面，而澳门本身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诱导管理者们倾向于清朝的重要原因。
新的海防措施颁布之后，许多在中国沿海进行贸易的欧洲商人都已经明确的意识到，那个略显残暴的大清朝廷此时正在迫使住在广州的西方商人做出选择——西方商人只能在贸易季节到广州“商馆”处理商务，而广州“商馆”此时成了一个封闭区域，四周有兵把守，西方各国商人不得出其范围，这样的居住和生活条件自然十分堪忧，而且也十分不方便处理一些隐秘的事情——在此情况下，西方商人到澳门居住几乎成了唯一的选择。
另外，他们还有额外的两个因素在此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一、由于广州当局一直不许外国女性（“夷妇”）进入——这一条执行得特别严格——西方商人的家属只能住到澳门来；二、由于广州当局对外国船员进行了严格的管制，远道来华的船员只能到澳门来消费与休假。
在原本的历史上，这些商人、女眷以及普通船员在澳门的活动显然明确的拉动了澳门的经济发展，为此澳门的葡萄牙人管理者们，自然要给这些人提供合法的身份。
在原本的历史上，1769年的时候，澳门议事会批准租房给外国商人，致使澳门的城市功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原先是一个以商贸为生计的港口城市，现在成了为西方各国商人服务的消费城市，服务业由此兴盛起来，形成了“在广州和加尔各答挣钱，在澳门花钱”特殊模式。随着英国、法国、荷兰、丹麦、瑞典的商行纷纷从广州迁到澳门后，著名的英属东印度公司也将在1770年允许其广州大班在贸易季节结束后到澳门居住。
澳门的开放也使其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常住的各国商人和家属人数不断增加，女性的人口超过男性。每年临时来澳的商人与船员数以千计。许多传教士、政治家与军人都将澳门当作进入中国的第一站。澳门就此扮演起了东西方交流中的重要角色。1834年，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被取消，英国政府派出对华商务监督，清朝广东当局不承认他们的官方地位，这批英国官员也只能住在澳门，而在官船上办公。
就在澳门开放之时，中英贸易发生了变化。此时以英国人洪仁辉为代表的商人们在北上贸易的时候，还使用银元到宁波等地采买茶叶与生丝。但是在10年之后，也就是18世纪60年代之后，鸦片成为中英贸易的新品种，并且还很快成了主要的品种。由于清朝实行禁烟政策，英属东印度公司和西方各国的来船先将其鸦片陈放在澳门，然后再带合法商品进入广州黄埔。一直到了19世纪20年代，这些鸦片陈放地才改在伶仃洋上的趸船。在此时与此后，澳门还在许多方面扮演过合法与非法共存的灰色角色。
而在这一切的开始，正是环球集团和海宁如今活动的时间段，也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