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恍然一算，入主南京担任这个总统竟然差不多已经三个月了，但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个总统当得很憋屈，每日都很忙，但除了军队上的事情之外，却毫无建树。即便恍然一悟有武爱华，面对民国这付烂摊子，也不知从何着手。因为，在国防军时代，武爱华完全是一个人说了算，下面的人执行就行，可当了总统，所做的一切事情，所做的一切决定，都要于法有据。而政治问题从来就是扯皮不断，武爱华很不适应。
不过，事情很快就出现了转机。
国防部长钟守富，在政务院各部首长里，各人能力可能偏下，但他对武爱华的指示执行得最为彻底。在双十节过后，钟守富就抱来了国防部近期工作计划，包括“海岸警卫队扩编计划”与“地方守备及预备役部队组建计划”，武爱华一看计划可行，就要求钟守富将计划交给政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修改，然后交由中央议会讨论。
钟守富做出的计划很务实，需要政府层面做的事就是给钱，需要总统层面做的事就是给人。武爱华通过华南银行，给财政部注入了5亿华夏元的资金，但这笔钱却一分也没花出去，原因是所有花钱的报告，不符合武爱华制定的花钱原则与要求。但钟守富的报告却符合武爱华的原则，因此，他的报告最先通过，最先获得财政拨款。
能够入主中央政府担任一部之长的人，其智商与情商都是冠绝天下之人。他们从中嗅出了不同寻常的味道。并不说他们觉得武爱华因为钟守富的缘故而故意偏向国防部，而是直觉到国防部的报告里一定有符合总统需要的东西。
譬如，警察总署署长张学良，曾经的“副委员长”，仅次于蒋介石的人，其地位甚高，而这种地位，养成了他在做一件事情时，常常滋生“不服气”的心态。国防部的报告通过了，他很不服气。于是，他去把国防部的报告借来，反复阅读，并与警察总署的报告相比较，最终发现了一些不同。
第一个不同，在工作目标制定上，警察总署的报告，只有一个总的目标；而国防部的报告，除了总目标之外，还有很多分支目标、阶段目标。
第二个不同，警察总署的报告，说原则的多，说宏观的多；而国防部的报告，除了总则中有些原则性的东西外，其他的内容主要是实现目标的措施，以及当工作出现偏差时，如何及时发现与纠正。
第三个不同，则是落脚点不同，警察总署的目标，落在维护全国的治安上，这本来是正确的，但却明显是不够的；国防部的目标，除了完成相应的国防建设、地方部队管理、征兵、海岸守卫等任务外，重点还在于人，即要建设和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国防事业人才队伍。
第四个不同，同样与“人才”有关，警察总署的报告中，对如何建立一支高素质的警察队伍不但很笼统，对于警察队伍中的害群之马更是语焉不详；而国防部的报告中，对地方守备部队官兵、海岸警卫队官兵等，都有详细的考核要求，什么样的人可以升官，什么样的人可以奖励，什么样的人必须惩处等，都罗列得很细。
分析出这些原因后，素来感觉良好的张学良亲自到国防部登门拜访。两人在喝了几杯之后，张学良开始取经。
钟守富的名字虽然有一个“守”字，但其性格并不保守，见张学良不耻下问，他立即脸色一震，严肃地说道：“张将军（由军队转入警察部门的人，其军队中的军衔可以暂时保留），要说国防部的报告能够通过，其经验也只有四个字：换位思考！”
“换位思考？”张学良明显不理解这四个字。
“我讲一些这些年跟着总统一起共事的感觉吧。”钟守富换了一个角度，“在红军独立支队、独立纵队时期，总统就要求我们：在做事前，首先要考虑到为谁做这件事，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