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先生竟然愣住了, 哑然失笑：“你怎么会这么想？”
余秋脑子嗡的一声, 恨不得将时钟拨回三分钟前，死命捂住自己的嘴巴，坚决不要说任何话。
所有的电影反派大boss都是怎么死的，基本上死于话多。
她一颗心狂跳不已, 她甚至怀疑自己会心律失常。开弓没有回头箭, 话都说出口了, 她装失忆还来得及吗？这会儿再装疯卖傻，当王老先生是傻子吗？
一时口快把自己架在火上烤的余秋，不得不伸出手捂住胸口, 勉强镇定下来：“我猜的。”
对面的老人仍旧微笑。
余秋咬咬牙，还是豁出去了：“我在东京的时候，看到过一份报纸, 上面报道了中央释放大批国珉党战犯, 一个都不留，通通释放。我认为这是一个讯号。”
余秋絮絮叨叨地说了日本赤军的事情，又提到了那份小川君带过来的报纸。
因为情绪过于激动, 她说话的时候总觉得有谁捏着她的喉咙一样，声音无比艰涩, 简直要卯足了劲儿才能冲出去。
对面的老人只是微笑, 用温润柔和的目光注视着她，并没有开口说话。
余秋看这件事情是没办法善了, 只得一鼓作气继续下去：“在东京的时候, 我看过一篇报道, 上面说解放之后，双方其实有过几次接触，相互都互派了信使，也达成了统一的意见，只不过那边还有顾虑，就拖延了下去。加上后面国内一些情况的变化，让他们顾虑更深，信使也已故去，所以双方的接触就中断了。
但是去年张老先生到香港就是在释放信号，中央希望尽快尽早解决这件事，展现出了和谈的诚意。”
余秋自斟自酌，“从那之后，中央的一些举动也是释放善意，比如说对于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包容程度在提升，大批右哌分子获得了平反，还有就是重新开始高考。”
余秋每说一句话，心中就心惊胆战一回。
很多事情看似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彼此之间仿佛没有联系，但是挪在一起细细地瞧，就能够顺出清晰的脉络重来。
1973年春天，中央突然宣布高考。
同年5月份，著名的国学大家章老先生奔赴香港，希冀可以利用自身在国共两党之间的影响力，为重新启动谈判牵线搭桥。
可惜老先生年事已高，赴港不久后就因为水土不服加上过度劳累一病不起，最后病势加重，驾鹤仙去。
香港之行，出师未捷身先死。但是，这个信号的释放足以表达中央方面的诚意。
加上1972年总理复出主持工作，开始拨乱反正，大批被打倒的干部以及知识分子摘掉了头上的帽子，这就体现了中央对于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包容。
说到底，国共两党的分歧也就是意识形态的不同。
她越说声音越小，心中波澜起伏的越激烈，她先前之所以脱口而出国共两党要和谈的话，更多的是基于自己穿越前相关信息的积累。
1975年初蒋曾经通过国珉党元老陈力夫在香港发言邀请主席或者总理前往苔弯进行商谈。陈力夫还写了那篇著名的《假如我是》，但是这一邀约并没有来得及获得大陆方面的回应。
余秋相信主席以及总理的胆色，当年国珉党占尽先机简直胜券在握的时候，他们仍旧赶奔赴重庆进行和谈，何况是解放战争胜利后。
可是1975年，无论主席还是总理，两人都抱恙在身，身体状况极为不佳，根本没办法奔赴苔弯。
为什么不是蒋自己前往北京和谈？一方面他本来就是个敏感多疑的人，权力欲望也强烈，非常害怕自己被扣押之后，国珉党内部很快就有人举而代之。另一方面是蒋自己的身体也不行。60年代他曾经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