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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的贷款以守城器械等作为支付，楚王也以开矿权和免税权作为偿还措施。
其余密室交谈的内容，楚国贵族并不知晓。
墨家做事雷厉风行，这件事做成、目的也已达到之后，适便与孟胜等人辞别楚王，沿路北上，前往鲁关。
从沛县前来这里之前，这件事讨论之后已经认定楚王必会答允，所以在沛县那边已经提前准备好了武器，正在往鲁阳一带运输，前期数量并不多。
另有一批跟随适前往郢都的墨者留下，在郢都落脚之余，前往巴国接应那些已经离开沛县三年的造篾启岁等人。
适这一路走得并不快，也逐渐摸清楚了楚国现在的一些局面和情况。
从郢都到鲁关，南阳盆地再加上鲁阳颍川一带，受封的封君足足有十七位。
拿和墨子算是有旧的鲁阳公来说，最开始因为白公胜之乱，好龙的那位叶公平定白公胜之乱，让司马之位给子期。
子期之子公孙宽，受封于惠王。
原本的封地准备封在大梁，但是公孙宽表示：“大梁这地方是北方重县，靠近三晋，我担心自己的子孙背叛楚王投靠三晋，以至于断绝了我的祭祀。不如把鲁阳封给我。”
于是公孙宽始封鲁阳。
而在吴起变法之前，楚国的政治一直动荡，所以名义上楚王有权收回封君的称号，但实际上就是世袭的。如今的鲁阳公是公孙宽后人。
墨子见于公孙宽之际，公孙宽曾说：“鲁四境之内，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夺之货财，则寡人必将厚罚之”。
他既称寡人，又称四境为臣，因而在变法之前楚国的封君地位，基本等同于西周的诸侯国。
除了一部分县，楚王为了收拢权力，拆分为封邑和直辖县之外，像是鲁阳这样地方的县都是县公县尹一体，掌握县兵，自治之余，还有开战权。
因此后来吴起才说这些封君“逼上而虐下”，楚国的数次叛乱，也都是因县公起、由县公平。
如鲁阳公，他在鲁阳有自己的封邑和采邑，作为俸禄。这些俸禄是不上交的，而且也不和本地的县兵有任何关系，他可以靠着俸禄养自己的私兵。
同时，在封邑采邑之外的广阔土地，他还有治权，以地方大员的身份治理，包括管辖县司马等，可以征召本地县兵。
只是本地县兵的赋，从鲁阳出，但又不从鲁阳公的封地出。作战的时候，楚王可以调动一部分县兵，但有时候也只能交由县公自己掌控。
除了在鲁阳的封地之外，第一任鲁阳公还兼任过一段时间的楚司马一职。
而司马的职务俸禄，并非源于鲁阳的封地，鲁阳的封地只是采邑与官职不一样。
在郢都附近的平原上，还有不少的“州”，比县低一级，而且就在都城附近，这些州也分封给在中央任职的县公们，作为俸禄收入。
南阳盆地附近的十七个封君，只是楚国诸多封君的一部分，到后期发展到封君最大的拥有“十四邑”，吴起变法人亡政息，最终封君尾大不掉——这也足够封建，以至于楚国灭国容易、复国也易，成为了秦末想要开历史倒车的主力。
可以说，楚王其实连郢都附近都没有绝对的掌控力，因为一些贵族在郢都附近还有“食州”，更何况远在颍水的鲁阳。
后来吴起变法的一个措施，就是三代手爵，或者将封君的土地向一些“边疆地区”分封，让他们向外扩展。
这本来是一招好棋，但是死的太早，那些不满的封君疯狂反扑，甚至于还出现了息县县公叛逃魏国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