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发展，这就是“商帮”文化的溯源。
除了相互扶持外，“商帮”在规避内部恶性竞争，增强外部竞争力的同时，还可以在封建体制内利用集体的力量更好的保护自己。
到了新时代，“商帮”文化依然存在。
这一时期的“商帮”不再称之为“商帮”，大都以俱乐部、同学会、协会等形式存在，又因其限量、严审、身价高而成为社会上隐秘的团体组织，不为大众所知。
像后世的泰山会、华夏同学会等就属于“商帮”文化的衍生存在。
河洛省的河洛会、燕京城的帝子京同样属于这种类型的组织。
只是，无论是河洛会，还是帝子京，都因为其内部成员的特殊性，多少带有一些“官僚”背景。
帝子京是由燕京市的二代圈子组成的松散互助联盟，组织性、严密性比河洛会要差一些，但实力只强不弱。
如果单纯的“拼爹”，很难判断这两个“商帮”孰强孰弱，但既然是一个完整的“官僚商帮”，大家的背景都不弱，根本没有“拼爹”必要，政治风险太大。
河洛会与帝子京这两个商帮之间没有什么深仇大怨，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唯一的恩怨恐怕要属曹氏兄弟关于曹家继承权之间的竞争了。
曹达中在帝子京中担任副会长，地位举足轻重，能量不小。
曹达华是河洛会的骨干分子，人缘相当好，得到河洛会大部分成员的支持。
如果这两兄弟死斗起来，说不定能搅起一番腥风血雨。
不过，曹达中与曹达华之争属于个人恩怨，帝子京与河洛会除了提供友情帮助外，从未逾越过红线，双方都很克制。
在这种组织体系内，个人恩怨不可能也不会上升到集体高度，这是由他们背后的支撑势力决定的。
“听说你在燕京的公司这个月就要开业了，我估计开业那天不会太平，你做好准备。”陈友谅说道。
苏庆知眉毛一挑，问：“你的意思是，帝子京的人会在开业那天闹事？”
曹达华摇摇头，否认说：“以我大哥的行事作风，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要你命，他不会做这种自贬身份的伎俩，但他下面的那些人就说不准了。”
苏庆知听了，把这件事记了下来。
燕京公司开业是大事，说什么都不能在那天弄出什么乱子，看来必须要做两手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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