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已成为反日分子的基地，租界当局只有交出所有抗日人士，才能换取日军解除封锁。
然而，一名日军发言人却这样说道：“皇军已箭在弦上，事情已不是(英国)仅仅移交四名抗日人士那么简单了。”
日本陆军部借本国媒体之口，要求英国政府交出南京国民政府存在英国银行的所有黄金白银储备，英国在华租界禁止反日广播，取缔煽动反日情绪的中小学，并禁止英租界内流通中国法币。
日本陆军部的无理要求激怒了英国，英国各大媒体也加大了日军侮辱英国在华侨民的报道，尤其是一些反映日军虐待英国侨民的照片引起了公愤。
英国皇家海军元帅罗杰凯斯认为，日军的行为已等同于向英国宣战，他敦促伦敦向中国派出远征军。
英国首相张伯伦也感觉到事态严重，他命令陆军部和海军部协商制订一份军事应急方案，以调集部队前往中国作战。
可是在英国对德国宣战后。英国政府的对日态度发生了变化，与日方达成了《有田一克莱琪协定》。
协定签署后，日本举国欢腾，认为“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对日本屈服了!这是继日俄战争后日本对西方列强的又一次胜利。
日英双方在天津租界治安上达成的协议，使日伪特务机构更加大肆疯狂地搜查搜捕抗日人士。
终于在一九三九年下半年，日本宪兵队与英法租界工部局警察同时行动，将大批潜伏于英租界的抗日地下组织人员抓获，关押于英法租界工部局警方，这就是在历史上有名的“九二八大搜捕”事件。
到了一九四零年，日本女特务中岛成子又勾结土匪头子东耀华，绑架了英国工商会议所会长戴奥特，然后逃进了日本的势力范围。
英法两国和日本谈判，以开放租界为条件，要求日本方面“解救”戴奥特。
人质“成功获救”后，英法两国害怕再出现类似的事件，允许日本宪兵不分昼夜自由出入他们的租界捉拿抗日的中国人士，从而使抗日爱国人士失去了最后的屏障和基地。
也就是说，天津的英法租界几乎是名存实亡，完全屈服于日本人的淫威之下。
相比天津，上海的租界当局尽管在妥协，在让步，但好歹还没有到最后的底线，日本人还不能肆意妄为。
“我不参加什么行动，只是利用记者的便利，打探消息，并帮着重设一部联络电台。”曹怡馨感激沈宸的关心，便笑着宽慰：“我的报社可是美国人开的，我又没什么可疑之处，放心好了。”
沈宸知道这是在宽他的心，现在的日本人虽然没和英美撕破脸皮，但对英美也没太多的忌惮。至于什么证据把柄，更不是日本人抓人的依据。
但组织上既然给曹怡馨布置了任务，不管能不能完成，她就肯定得去。
“要不，我跟你去一趟天津？”沈宸若有所思地说道：“或许能保护你呢！”
曹怡馨感激地一笑，把手放在沈宸的手上，说道：“知道你关心我。可你要出了上海的话，日本人肯定会重点对付你。就算是化装，也保不准会被识破。这样的话，倒不如我独自前去，更能掩人耳目。”
沈宸没有说话，但曹怡馨说得却是没错。他的目标太明显，一举一动肯定受到日本人的注意。化装？又不是整容，哪能天衣无缝，并且长久维持？
若是他跟随保护，曹怡馨可能更危险，更容易被他所牵连。
“如果这边要出什么事情，说你得到情报，‘血旗门’最近会有所行动的话，组织上会不会派别人去天津？”沈宸思索半晌，抬头看着曹怡馨。
曹怡馨垂下眼睑，想了一会儿，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