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经述和康有为一接触，就知道所谓的康圣人，只是徒有虚名。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无疑异端邪说，光绪皇帝会糊涂一时，不可能糊涂一世，什么大同世界，实在是痴人说梦。
中国的改革，若让熟悉官场的政治大佬李鸿章或张之洞，甚至是荣禄来做旗手，都会比康有为要强一百倍。因为康有为只不过是一个四品官，他做维新变法的旗手，就只能是政变，因为康有为对朝廷权力结构重组的关心，会远远超出他对变法本身的关心。
李经述跟谭嗣同谈过变法，谭嗣同的变法更激进，迟早一天是连皇帝的脑袋也要砍的，因为他赞美法国大革命，亲口说“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所以，李经述是十分不放心让谭嗣同去京城的。还有梁启超，此时也一样患了政治幼稚病。要拦住他们去京城，李经述想了想：最好的办法就是“拖”。只要拖上一两个月，等他们再走到京城，康有为的维新变法估计就结束了。
恰好在此时，李经述得到消息，张之洞也奉召入京，但没去成。原来，按照慈禧太后的打算，湖广总督张之洞是要调任中央协助光绪皇帝维新变法的。维新变法开始前，光绪皇帝给湖广总督张之洞发了一道“电旨”，也就是电报发送的圣旨，传到武昌：“奉旨：张之洞着来京陛见，有面询事件。湖广总督着谭继洵兼署。钦此。”
光绪皇帝还算是一个新潮开明的皇帝，对新生事物接受比较快，晚清还是比较开放的，在同治九年(1870年）电报就传入了中国。清政府开始使用电报的时间是在光绪五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天津与大沽海口炮台之间架设电线，试通电报，这是中国修建的第一条电报线路。为提高政务效率，光绪十年，中国就完成了全国主要线路的铺设。当时为了传输汉字，用电报编码，主要是用阿拉伯数字作为笔画的代号输入汉字，比如6511是“军”，2894是“机”，5710是“处”，加起来就是军机处。后来，光绪皇帝正式下令：“嗣后明降谕旨，均著由电报局。”总理衙门规定，凡因紧急，公事皇帝下达谕旨或督抚上奏都可使用电报。
张之洞看到光绪皇帝这道与时俱进的圣旨，刚开始欣喜若狂。因为奉诏入京，并且被安排了继任官员，但凡对官场略有了解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一政治信号的含义，不是被“双规”，就是将被提拔。而政绩卓异、如日中天的张之洞，显然正出于上升通道，去京城任职，这当然是张之洞梦寐以求的机会。从1881年出任山西巡抚至1893年，张之洞已经在封疆大吏的位置上干了12年了。但凡封疆大吏，有谁不期望着能入军机、进中央呢？督抚虽然起居八座、尊贵无比，但毕竟仍是地方干部。而帝辇之下，虽然可能伴君如伴虎，毕竟那是跻身位极人臣，张之洞当年出京城锻炼，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再回到京城。
不过，对于辅佐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维新变法，张之洞敏锐的政治嗅觉，让他感觉到这或许不是机会，而只是一次“危机”而已！
在张之洞接到入京“电旨”后的第二天，他急电杨锐，打听光绪皇帝为什么要他进京：“此次入觐，西宫太后意若何?朝廷有何议？”张之洞要求杨锐回电时务必加“急”字，以便及时沟通，急迫之情，溢于言表。同时，张之洞拖着不肯进京，致电总理衙门，表示自己手头工作多，大约十数日后才能动身，“既有垂询时间，如有急办而可宣示者，可否先为谕知一二条，以便随时豫为筹拟上陈。”
不久，光绪皇帝再度来电旨催促张之洞北上：“前谕该督（张之洞）迅速来京陛见，自当闻命即行，何得托故迁延，致稽时日。至面询事件，岂有豫为宣播之理？所奏毋庸议。钦此。”
张之洞不敢再怠慢，一边立即动身，一边临时抱佛脚，向正在俄罗斯首都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