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席正甫、严兰卿、王槐山等等，但大都吃着洋人的饭，只为东家的利益着想，实际上已经不把自己当中国人。
而郑观应却是买办中少有的赤诚爱国者，发财后便想着振兴民族工业，到处奔走呼吁关税自主，提高对洋货的关税，还因此惹怒了洋商人，假借贸易纠纷关了他一年。
其理念相较同时代的人更为进步，当洋务派还在讲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时，他已经提出要效仿西方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郑观应经营的和生祥茶栈刚刚停业，扬州的宝记盐务则发函聘请，他正犹豫着要不要前往。这时夏云桐上门了。
面对郑观应，他晓之以历史规律，动之以民族大义，坦言非为一身富贵，是为了中华民族能够奋发自强，昂首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与西方列强一争短长，要将其建设成中国发展的样板，改革的试验田。
郑观应此时已三十而立，眼见国家积弱，自是胸中郁闷，虽然满怀政治抱负，但暂时只能为稻梁谋，空有理念也只能想想而已。
现在夏云桐来与他谈未来，谈理想，真的是受宠若惊，尤其是要在台湾实现富国强兵，正是他的政治宏愿。
两人秉烛夜谈，一拍即合，夏云桐正式任命郑观应为华夏银行副行长，第一件任务就是筹建电报线路。
在郑观应的协助下，夏云桐找到了大北电报，这家总部设在丹麦哥本哈根的电报公司，两年前建设了中国第一条电报线路，日本长崎至上海。
夏云桐提出自己的合同：给予大北公司独家专营，在淡水厅全面敷设电报网，并跨越海峡连接台北与上海，同时在价格上可以比市场价格多支付两成。
但这样优惠的合同不是无条件的，大北公司必须与淡水厅官方合作，共同进行工程运作，并有义务进行技术转让和人员培训。
大北电报在中国已经经营数年，但由于清朝政府的愚昧，民间对邮电通信重要性的无知，其在中国业务开展得并不顺利。
现在夏云桐的到来提供了巨大的商机，如果这份合同能够顺利实施，不仅是利润可观，而且等于在中国市场上打了一个大广告，对公司的未来有极大的好处，因此即便做出技术转让也是划算的。
双方初步商定了合作意向，大北公司将派出工作人员，与夏云桐一起前往台湾，进行地理勘验、线路考察，并最终敲定合同细节。
夏云桐让郑观应暂时留在上海，“金元宝”项目在上海的操作，将由其直接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