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岂会讲究卫生？”
这似乎有些诡辩之嫌，不过对此唐浩然并不在意，即便是在百年之后，卫生依然是国人的弊病之一，即便是百年之后劝导国人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仍是个难题，城市如此，农村亦是如此。
而在这个时代的中国更是甚之，无论是京师也好，武汉也罢，城中随处可见随地大小便者，路上皆是大小便横流，空气中满是恶臭，唐浩然自然不希望特区未来像国内的城市一般，他希望那里是一个整洁的、环境良好的现代城市。
只有严格的约束和惩罚措施，才能迫使人们改变陋习，并养成新的习惯，后世的新加坡便明证，而在另一方面，通过约束与惩罚，可以树立百姓对纪律的遵守以及规矩的敬畏，这同样是国民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且，生活习惯的不卫生，亦是传染病以及诸多疾病根源，某一人家中的不洁，表面是他自己的，但实际上亦对公共卫生造成了伤害，而建立卫生警察制度，则是基于德国的经验，以政府行政强力介入的卫生警察制度，通过警察的强力执行，改变百姓的卫生习惯，并促使其养成新的习惯，述堂，法律是为保护绝大多数人，这卫生警察的推行，强制民众进?环境整洁及对他们进行卫生教育，难道不也是为了保护大多数人，保护他们的身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