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的十倍以上。晋一省，洪武年间只有一位晋王，到了嘉靖年间，有封爵的皇室后代已经增长到一千八百五十一位；洪武年间豫本来也只有一位周王，到了万历年间，已经有了五千多个皇族后代……到万历年间，不考虑女性后裔，朱元璋高级皇族后代已达八万多人；如果考虑到下层皇族，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经繁衍到近一百万人之多。
吴应熊知道，明朝后期各地爆发农民起义，除了各种人祸，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朱家的皇族子孙繁衍扩张太快，超过了民众能负担的极限，因为根据朱元璋的规定，每一个皇族人口的增加，都意味着周边民众负担的快速加重，明代中叶之后，全国人均土地不断下降，而同时皇族占有土地却迅速扩大。许多王府拥有的土地动辄万顷，许多地方一半左右的土地都归朱氏儿孙所有，以豫为例，全省的土地也居然有一半归各王府所有。
而且根据朱元璋的规定，朱家皇族们的俸禄都直接来自各地的财政收入，皇族人口数的几何式增长，意味着财政支出几十倍、上百倍增加。从明代中期开始，各省的长官都开始惊慌发现，他们全省的财政收入，已经不够供养居住在本省的皇族。比如，晋省地方财政收入为一百五十二万石，而王爷们每年消耗的俸禄是三百一十二万石；豫年财政收入为八十四万石，而需要供应给王爷的，是一百九十二万石。这些地方的农民没有活路，起义自然就很积极，李自成的大军一到，攻城略地势如破竹。
朱氏皇族通过土地和财政已经将各地民众榨取得几近赤贫，而皇族犹显不足，还他们与巨商相勾结进行行业垄断，如食盐专卖等地方上所有赚钱的行业，都被他们垄断，地方上最好的山林、土地、矿山，也全部被他们据为己有……比如皇帝赐给福王两万顷土地，仍然不够，不得不跑到湖广等去圈占最好的良田。
而且根据朱元璋的规定，所有皇族都享有司法特权，有罪时“罚而不刑”。有了这种特权，许多王府成为地方黑恶势力：隆庆二年，方山王府镇国中尉朱新垣“与群盗通，劫掠商货”；襄垣王府的辅国中尉、昌化王府的辅国中尉都“私出禁城为盗”，公然杀人劫财……至于强抢民女、草菅人命、随意虐待、杀戮奴仆和当地民众的行为数不胜数，辱骂、殴打地方官员也屡见不鲜……就这样，天天要别人讲道德的朱元璋，硬生生让自己的后代变成了大明社会道德水准最为低下的一个群体，连最基本的做人道德底线都没有。
吴应熊知道这样罕为认知的历史，他认为朱明亡国，不仅是天灾人祸，而且是假大空的道德亡国，社会矛盾，根本不是什么地主与农民的矛盾，而是朱门皇族与民众之间的矛盾，他对吴三桂说：“现在天下农民对于朱明的皇族痛恨无以复加，无论哪一支农民军，每到一地，只要攻克王府，大多屠戮朱家子孙，一点儿都不留活口，这就是报应！我们再跟着崇祯皇帝，没有前途。”
“哎，作为统军主帅，如果不忠，将何以立足于天下？”吴三桂说，他也知道，忠于崇祯皇帝没有前途，大明朝廷腐败堕落，朱家的道德全部是对自己有利有用，对别人残忍狠毒——是伪道德。到现在，朝廷官僚们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只认银子，上行下效，大明的将领和士兵们，也多如此。更可怕的是，性情多疑、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不仅杀了督师袁崇焕，被他处死或被逼自杀的督师、总督一共有十一人之多，包括蓟辽总兵刘策、漕运总督杨一鹏、三边总督郑崇俭，那些循规蹈矩、忠心耿耿的大臣和将领一个接一个倒楣被杀，而耍刁使滑、中饱私囊、纸上谈兵的无能大臣，比如新任内阁首辅大臣魏藻德，反而被崇祯欣赏和提拔，现在大明朝廷人心尽失。
“孩儿认为，父亲之忠，乃要是大忠！不是忠于崇祯皇帝一人，而是忠于整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