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京城，而物流的发货地则遍及各省，这样一来问题就来了，首先是物流工具，也就是漕船从哪里来？明朝的时候漕运由部队负责，船当然是中央给钱，中央分配，所以在淮安的清江浦形成了当时全世界规模最大的造船基地。既然是大锅饭时代，干多干少一个样，没人会嫌自己的船少，因为船少自然不用多干活嘛。可到了清代，朝廷将物流外包，大锅饭的时代便宣告结束了。船只改由各地政府和负责漕运的衙门来购买，再由衙门分配给各个物流公司，当然这个分配规则还有点复杂，比如当时买船中央出一部分，地方衙门出一部分，再从各种火耗钱粮上出一部分，还会摊到物流公司身上一部分，不过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有船就有业务，有业务就有银子，于是第二个问题紧接来了，各个物流公司为了多抢业务，多抢地盘，对船只的争夺战开始愈演愈烈，一致最后人脑子打成了狗脑子，甚至连官府出面都搞不定了。
沔口三镇的漕帮和嘉白二处漕帮本来是比邻的三个物流公司，而漕船的督造与分配又同属于淮安漕运总督衙门下属的江宁船政，到雍正年间，官办造船因为没有中央财政的全额拨款渐趋于没落，有时候一年都新增不了一条船，于是狼多肉少的情况下，撕逼大战便上升为贴身肉搏了。去年年头，江宁船政好不容易出了条3000石的新船，这三位漕帮老大变着法就开始在船政官署耗上了，各不相让，偏生这位上官是个和稀泥加踢皮球的高手，直撂下一句话:“你们三家自己商量好达成一致再来找我，要么就谁都不给。”
三个物流公司老板关起门互掐了一天，各不相让，谈不出结果来，最后赵兴刚提出个办法，愿意拿出这条船八成的运费分给两家，连分三年，三年后两清，并愿意立下文书画押。严兴济和陆胡子一算账，船在自己手上再贴人贴嚼谷，比这个办法多赚不了多少，三年一到，船只维修又得贴上不小的费用，与其劳心劳力，还不如少赚点，落个白吃白拿不劳而获，于是就点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