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让百姓失去精神支柱，但都抵不过经济破产让群众民不聊生来得猛烈和痛苦。明末实行的“三饷”政策，就是雪上加霜的罪恶一击。于是，庞大的政体大厦很快就轰然倒塌，国家机器运转不灵，等待的只有死路一条。
明末时期的苛捐杂税泛滥，应当说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始料未及的。他出身贫寒，深受苛捐杂税盘剥、贪官污吏欺压之苦。所以他当皇帝之后，试图建立一个轻徭薄赋、政治清明的社会。为此他做了很多努力，比如说视贪如仇，动辄就对贪官污吏大开杀戒。再比如，带头当廉政表率，规范从政原则，号召民众参与监督等，应该说还是取得了很明显效果的。
或许人亡政息，他死后，明王朝尽管国号还叫明、皇帝还姓朱，却一步步地回到前朝的老路上了，皇帝不务正业、腐化堕落，奸臣当道、乌烟瘴气，宦官乱政、肆意妄为，党争不断、内讧不止等，都与朱元璋时代不同了。
其中最显著的不同，是朝廷向老百姓征收的赋税成倍地增加。明末内忧外患频频，朝廷便以此为由，在原先额定的正常赋税之外，加派赋税。名目有三：辽饷、剿饷和练饷。当时明朝在东北与后金作战，故征辽饷以充军费。后各地相继爆发农民起义，为筹集军费平定起义，又加派赋税，是为剿饷。继而为应付清军南侵，明政府又训练边兵，于是又加派练饷。“三饷”本来都是正税之外临时性的赋税，开征剿饷时，崇祯皇帝曾满怀深情地表示，“暂累吾民一年”。但开征之后，几乎就成了定制，终明朝而未革除。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明朝政府实施“杀鸡取卵”般的经济政策呢？按说，万历初年张居正主持朝政时候，是明帝国经济状况最好的时代，当时户部太仓库岁收入四百万两白银，号称国库充溢。而到崇祯年间，“三饷”加派多达每年近2000万两白银，可想而知已经到了“耗尽国力”的地步。
而有史料显示，明朝末年，政府每年正常的岁入额为1400余万两，其中归入内府作为皇帝和宫廷享乐的约600余万两，属于户部用于政府开支的，不过400余万两。也就是说，大部分财力都用在了皇帝与皇宫保障和挥霍上，其他开支自然寥寥无几、捉襟见肘了。
所以，庞大的国家机器要正常运行、各级官吏要正常开支，只能采取加赋加派的方法强收豪夺了。不得不提，明末加派的“三饷”，到崇祯十二年，竟然高达2100余万两，远远地超过了正税的收入。可见，老百姓的负担之重，已经到了难以言表的程度。
更为可恶的是，老百姓的负担增加幅度，并不是简单的提高1.4倍这样简单。因为各级贪官污吏都不会放过这个搭车搜刮的大好机会。时人有记载：“暗为加派者，不知几百千万”，“私派多于正赋”。甚至有的地方官吏捞了钱，却借口老百姓负担重，不忍心收，扣下饷银不上交中央，自己享用。据说，当时山东有些地方，老百姓的负担竟然增加了六倍之多。
本来，征收“三饷”，是为了维护内外秩序稳定，但如此杀鸡取卵的做法，无疑是逼老百姓铤而走险。笔者在一篇文章看到，当时有位官员感叹：“是驱民以为贼也，又何平贼之有！”
于是，一个误区、一个怪圈就此形成。明末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不绝，帝国财政入不敷出，无力筹备军饷组建军队，又不能任蛮夷、流寇蹂躏国家而置之不理，故不得不征收巨额赋税，却又将良善百姓逼上造反之路。为御敌入侵而加派，因加派而逼民为寇，要荡寇又得加派，于是恶性循环，乃至亡国。就是无法避免的悲剧性结局了。
综上所述，明末“三饷”就是勒在明朝脖子上的绳索，就是毫无疑问的亡国之举，已是不争的事实。无论从什么角度分析，“三饷”的加派都反映了明末统治的腐败，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