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蒙古的关系，也提出应该谨慎对待，“今之女真，即昔之亡辽，而今之鞑靼，即向之女真”。
他认为联蒙灭金可能重蹈当年联金灭辽的覆辙。
在南宋朝廷内部，虽然“灭金”的声音很响，但”联蒙“的策略一直没占上风。
但是最终使南宋和蒙古走到一起，南北夹击，使金朝走向灭亡，主要是金朝错估形势，无视南宋朝廷的争论，根本没有想到宋朝也会存在有利于金宋联合的因素，更没有想到去争取宋人联合抗蒙，相反在得知南宋要断绝岁币的输纳后，大为不满。盲目南下争夺地盘，将可能的盟友推到了敌人一边。为了解决金朝国内的危机，也为了惩罚南宋拒交岁币的行为，于1217年发动了对南宋的战争。
在当其时而言，蒙古人的大举南下，节节败退的金国统治者金宣宗选择的是居然是一个行为：
嘉定元年金章宗死后，卫绍王完颜永济即位，金国开始逐渐处于下风。嘉定四年，金军主力盲目出击寻找蒙军主力决战，结果接连在野狐岭、会河堡两次会战中败北，主力野战部队损失惨重，一时之间两河地区兵力空虚，局势危如累卵。
为避蒙军锋芒，嘉定七年七月金国举朝南迁，将两河、山东地区拱手让给了蒙古人。
但事实上，当时蒙古人还不具备很强的攻城能力，金国还是可以把剩余兵力重点布防在几个最重要的城市，也可以有效防止蒙古人深入金境抄略，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之后，金国还是有能力做到稳固防守。但是放弃之后，不仅北逃的后路被切断，而且丢失数百里战略回旋空间，反而不利于金国的生存。
但即使如此，倘若稳固经营关河防线，也不失为持平之策。南迁之后，金国大量增兵固守关河，蒙军反而对此束手无策。眼见无法取得任何进展，嘉定十年，成吉思汗不得不留下木华黎经略汉地，自己则率领主力西征掠夺财富。
虽然金国顶住了蒙古的攻势，但此时轻易放弃两河、山东的另一严重后果也开始显现出来：仅凭河南一地产出的粮食根本无法供养30万军队，金国陷入了严重缺粮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金国主战派想到了“取偿于宋”。
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金国主战派盲目自信。当金廷议论迁都之事时，直学士孙大鼎就说：“吾国兵较北诚不如，较南则制之有余力。”但他们忽视了一个明显的事实：金国已经今非昔比，恐怕难以与宋抗衡。在这一点上，金国的主战派并没有清醒的认识。
相对而言，主和派官员则要清醒的多。
嘉定十年金廷议论南伐之事时，右司谏许古就指出宋人“且知北兵方强，将视我为屏蔽，虽时跳梁，计必不敢深入”，所以金国可以放心地全力对付蒙古。而且在对宋开战后，升任平章政事的他也上书劝止攻宋以免使金国徒耗实力、腹背受敌。
但金宣宗完颜珣与丞相术虎高琪等人一心主战，并极力打压主和派官员。最后，金国以“岁币不至”为理由发动南侵，共计二十多万军队在两淮、京湖、四川三个方向对南宋发动了攻击。
但这个所谓的理由是根本不成立的。早在嘉定八年（1215年）金国就派王世安潜入淮南进行颠覆活动，意图谋取楚州。此时他们就已经有了南侵的企图，即使两年后南宋恢复岁币，他们也可以找另一个理由发动南侵。另外，《金史?食货志》明确记载金国南侵是因为“贪其淮南之储”。
殊不知，南宋方面也有自己的难处。金国南迁之后，就有史弥远、乔行简等人支持恢复中断数年的岁币，“宜姑与币，使得拒鞑”。但此言论一出即遭到群臣反对，认为这是“召侮之端，致寇之本”，更有太学生痛斥这是卖国行为，要求将乔行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