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简意赅(既简短，又扼要)的模范。在命令中，再也用不着连篇累牍地叙述指挥官肯定心中有数(通过对他的机构的了解)的各种细节的具体问题。
“全军必须准备好在5月23日出发，轻装上阵，但要带足二十天用的弹药和给养。”
这是他在战地所发命令中典型的一段。
我们有理由认为，以宪兵司令为代表的宪兵部门，在战役进行之前和之初，不象补给和运输部门组织得那么好。1864年6月4日发布的第17号战地特别命令中指出的一些问题，本来无需总指挥官亲自过问。对犯罪行为本应防患于未然，或者至少不应任其发展到命令所指出的程度。以下所说，即是一例：
“……在危急时刻发生开小差、躲藏、掉队这类非常可憎的犯罪行为，如果不是总指挥官亲自发现，以及有人报告(有些士兵躲在船舱内，逃往后方，远至金斯敦)，后果是很难设想的。这类无赖唯一应得的下场是作为他们那一行的同僚和国家的共同敌人而被枪毙。奉派拘捕他们的官兵如稍遇顶撞或抵抗，可对他们格杀勿论。他们游荡到后方，就是背弃了那些名垂青史、献身于战斗的同伴。他们理应受到逮捕，而无权作为优秀的士兵调动岗位。每一个军官如发现这种开小差分子，都有责任将其扭送到纠察队。这类分子不论原来属于什么兵种，都要充当奴仆或服修路、挖渠等等苦役。军官如开小差，一经发现，将受到与士兵一样的惩罚，也就是立即处死或者服最重的苦役或受其他处理。”
总之，我们可以说，谢尔曼的组织是后勤工作的一大进步；他的后勤组织大部分是在战役准备阶段而不是在战斗打响之后建立起来的。谢尔曼给予他的主要后勤军官们以较大的权力，并使他们密切配合，满足作战可能提出的种种需要，从而保证了主动精神和协作精神的充分发挥。但是，如果他的后勤组织能建立得更早一些，又如果它能得到陆军部中组织得同样之好的后勤工作的支持，付出的代价肯定会少得多。因为，据说衡量某一方法的标准，并不是看“它的代价会有多大”，而要看它“能否完成，至于代价多大，可以不论”。
如果这种准备工作未在作战部队迎战敌人之前做好，随后的战斗就不会是战争艺术的表现，而只能是一场混战(尤其是如果作战双方均非训练有素时)。美国内战大部分是许多次混战。但经验是一所好学校(尽管付出的学费昂贵)。南北两军都主要通过什么是非科学的打仗方法的实际学习，才获得了战争科学的某些知识。由于作战双方在掌握战争科学的知识方面，进步的速度大致相等，能够最终赢得战争的，自然就是资源较为雄厚的一方了。
……
从这方面的描述来看，拿破仑时期的后勤模式，虽然在南北战争开展之后才逐步被重视，但是在南北战争前期，北方美军的数次惨败，证明了其战争准备根本不充分，就更加不用说后勤方面能够准备俱全：
1861年4月至1862年9月是“有限战争”阶段。双方都集中兵力于东战场为争夺对方首都而展开激战。南方军队统帅是杰出军事家罗伯特?李，他根据双方力量悬殊的状况，制定了以攻为守的战略，集中兵力寻歼北军主力，迫使北方签订城下之盟。而北方对战争准备不足，又采取了所谓的“大蛇计划”，把兵力分散在8000英里长的战线上，加上同情奴隶主的指挥官麦克莱兰采取消极战术，使北军连连受挫。
林肯政府在内战初期进行战争的目的是恢复南北的统一，担心触动奴隶制度会把一些边境奴隶州推向南方叛乱者一方，从而失掉边境诸州这个重要的战略地区。由于北方政府不肯宣布解放奴隶。因此，在内战第一阶段，北方在军事上连遭失败。
1861年7月东战场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