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之赋”，可见元侯大国的司马不但掌管本国军赋，而且还管理附庸国乃至诸侯的军赋。
组织军训：
在原始社会末期，氏族武装临时召集，作战人员未经训练而应战，其作战方式十分简单，作战的技巧来自狩猎经验的积累。****时期军队也多是临时召集，同样也没有形成一套训练体制，只是通过田猎来提高军队的作战技能。
到西周由于常备军的建立和战争的发展，对军队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军队的训练成为军队建设的重要内容。但西周时的军事训练的内容和方式与后世有所不同，有着自己显著的特点，即周代的军事训练不是由统帅军队的将领进行经常性的训练，而是由军事行政部门——司马在农闲时定期组织服役人员进行临时性的训练，这也是由奴隶制时代民兵制度所决定的。
执行军法：
“司马”作为全国军队的最高管理官，除管理国家军赋和组织军事训练外，还是军法的执行者。
如《周礼?大司马》：“司马建旗于后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铎镯铙，各帅其民而致。质明、弊旗，诛后至者”，“群吏听誓于陈前，斩牲以左右徇陈曰：‘不用命者斩之。’及战，巡陈，胝事而赏罚”，“大役与虑，属其植，受其要，以待考而赏诛”。这些都说明，在军事活动中，所有涉及赏罚等军法事宜，均由司马处断。
司马的这一职能在《左传》、《国语》中亦有所记述，如《国语?晋语三》载晋国将领庆郑，因违反军令，晋惠公命司马说杀之，司马说于全军将士前历数庆郑违反军令的四大罪行，然后对其实行斩刑，以儆全军。
据《左传?文公十年》载，楚王与宋、郑二国君田猎于孟褚，“宋公违命”，左司马天畏“抶其仆以徇”，这是司马在田猎中（实为军事演习）惩罚违令者的事例，即使一国之君亦严惩不贷。
又如《国语?晋语五》载：“赵宣王言韩献子于灵公，以为司马。河曲之役，赵孟使人以其乘车干行，献子执而戮之”；《左传?襄公三年》亦载：“晋侯之弟杨干乱行于曲梁，魏绛（时为中军司马）戮其仆”。“干行”、“乱行”均为破坏行军作战队行的行为，对违犯正常军事行列者由司马负责处治。从上述几例中可见，无论是军事演习还是在真正的战争中，凡违反命令和军规者，小自车仆，贵至国君，均予以严厉惩处，而执法者即是司马。
上引《左传》、《国语》等材料反映的虽是春秋时期的事件，但所记述的均为周制。春秋时如此，西周时亦当不例其外，与《周礼?大司马》所记相印对，足以证明司马无疑是军事执法官。
司马的职责除上述几个主要方面外，由于在奴隶制军事制度中具有“寓兵于农”、“寓将于卿”的特点，加之司徒、司马、司空共同管理国家事务，所以三司既有分工，又互相联系，特别是司马还负责管理军赋。
与此相关，他还必须与主管人民的司徒和主管工程建设的司空协作，从事“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等大量非军事的工作，这些工作也是其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
但是大秦帝国的军司马职位，因为三公九卿制度的确立，正式沦为不过是中高级军官的佐官。用一句简单点的话来说，就是副手。
张嘉师眼下并没有打算改变军司马的职能的想法，而眼下他虽然依旧没有设置太尉这个相对而言较为要害的三公人选，同样也没有打算提升司马的相应地位。
在这一方面而言，张嘉师不是没有魄力对大秦帝国的政治制度以及军事制度进行变更，而是顾虑到在没有解决匈奴人之前，一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其引发的一些混乱有可能会影响到战争的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