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我独自到了自习室，打开书包拿出来那几封信，准备一一回复。
一封是黎祥东来的，他说广州天气还挺热的，他那里离他哥哥很近，差不多每个周末都能见到。他哥哥认识的一个朋友是搞音乐的，听了他写的东西，觉得不错，就给他介绍了一个老师。他学了几次，觉得有所长进，让我没事也多写点词。
一封是严莉来的，她说她把我的通信地址给刘馨宁了，以后你们就单线联系吧，做了这么多年通讯员也累了，该退休了。她还说到SH还有很多不习惯，吃的东西又淡又甜，街上的人也牛哄哄的，看不起外地人。
家里也来了一封信。主要是叮嘱天要冷了，自己要多注意，衣服不够就再添置些，并说随信再给我寄些钱来。东北弟弟单独写了半页纸，告诉我功课有很大进步，还说特别想念我。看着他歪歪扭扭的字，心里就觉得一阵温暖。
还有就是费汪来的第一封信，她要在HB进行一年的军训，才能回到BJ的校园。她的信不长，提到了口琴，提到了我和黎祥东的那首歌，她说还会经常哼起，也特别想念那颗核桃树。
信是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一个寄托，曾经带给我最需要的期盼和安慰。读千里之外的一封来信，打开信封抽出薄薄的几页纸的那一刹那，似乎就像看着一个万花筒，温温暖暖的故事，花花绿绿的景象。写信给一个千里之外的人，铺开信纸的那一瞬间，似乎人就在你眼前，听你娓娓道来。
一般上午的第二节课后的大课间，生活委员都会去班级信箱取信，捧着一大摞大小不一颜色各异的信封回来后，就会呼喊着收信人的名字，被喊到名字的就很高兴地站起来挥手，生活委员就会熟练地像扔纸飞机一样把信丢给他。一封信也没收到的，就会很落寞地望着窗外，希望自己的名字明天这个时候会被喊起。时间久了，可能就有人会收到有用一种信封写一种笔迹来自一个地址频繁不间断的来信，大家就开始取笑这个收信人，班里的同学偶尔也会恶作剧地用这样一封来信敲诈一下收信人。
写完了几封回信，心神疲惫得很，就背起书包回了宿舍。
宿舍里几个人都在，看我进来就说刚才王指导来慰问，说过两天学校要组织文艺汇演，让我们班出个节目去系里评选，选中了就能代表系里参加汇演。
王指导就是我们这届的指导员，今年大四，是师姐，估计是要毕业留校任教。
刘易思仰躺在床上，晃着二郎腿对我说：“大人我看你骨子里透着点儿那个劲儿，我就替你报了个名，你好好准备一下，是唱歌呀，还是跳舞啊？”
“对，我听你唱歌挺好的，口琴也不错，我们几个都是白给，就你了，咱屋不能轮空吧。”凌岳起哄道。
“我唱是行，可是吉他我不灵，口琴又不合适。”我推辞道。
“不怕，我问指导员了，她说伴奏的可以找外援，我媳妇儿吉他还行，让她来。”刘易思说。
“班里先过把筛子再说吧，你媳妇儿毕竟是你媳妇儿，不合适吧，你作得了主吗？”我逗刘易思说。
“这等出彩儿的事儿，能让她们掺和，还不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刘易思正色道。
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了，刘易思的媳妇儿也忙着文艺汇演，没时间搭理我们。班里确实也没找出吉他弹的不错的，能拨弄几下的倒是有几个。没了吉他，单论唱歌我就没什么优势了。听说我们这届有几个同学是打小练民族的，声音高亢得不行。
学校每年的十二月九日都要搞文艺汇演，以此纪念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在BJ举行的数千大中学校学生参加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