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用人政策发生变化的机会，大肆培植私党，所用者皆容悦谄谀回回之徒，同时多方排斥打击异己力量。
检举弹劾他的底层汉臣，他随便就让他们在监狱里各种离奇的死。
对坚持行汉法的高层汉臣，他也有恃无恐，排挤掉右丞相安童，矮化御使台，甚至能把太子真金亲口提议要建立的门下省给阻击了……
汉法派朝臣无不感到他们的已有成果面临毁于一旦的危险，于是纷起抗争，其中许衡的表现尤为突出。
阿合马执政之初，许衡正担任中书省要职，恪守儒家道统，性格又梗直狷介的他，同阿合马的冲突在所难免。
许衡每每与阿合马针锋相对，毫不退让。
双方基本上是处在你的提议我反对，我的你反对的局面。
大头目忽必烈乐呵呵地看着大臣们的争斗。
这个局面是谁造成的？
是他自己啊……
大头目忽必烈逐渐偏离了倚重汉儒、采行汉法的轨道，开始宠信色目“权臣”，实行聚敛政策是有原因的。
在成功夺取汗位，并初步奠定了立国规模法度之后，大头目忽必烈就不想沿着汉法的道路继续前进了。
入据中原的鞑靼贵族的统治地位，就是靠这个民族特权来保证和维护的。
彻底改行汉法就意味着取消这一类特权，这是所有贵族所难以接受的，大家毕竟不是汉人嘛。
以前说的仁政那一套是为了夺下天暂时安稳人心用的，真若是施行仁政了，你以为我等打下天下是为你们服务？笑话！
忽必烈是鞑靼贵族特权利益总代表，这决定了他在采行汉法时是有条件和有限度的。
当时已经拉开了灭宋战争的序幕，军需浩繁；加之按照鞑靼惯例，每年需对诸王勋戚进行厚赐；还有祭奠、佛事及宫廷宴筵等，所费也极为可观。
凡此种种，造成财政开支骤增，大头目忽必烈急于敛财以增加国库收入。
前文说过，在山东发生“李檀之乱”，涉及汉臣甚多，尤其是当朝宰相王文统也参与了李檀的叛逆活动。
这场乱事，大大增加了大头目忽必烈对汉人的疑惧心理，对汉人的不信任感渐渐体现在他的用人和决策中。
上述三点，以第三点最为关键。
大头目忽必烈曾经说过：“回回虽时盗国钱物，未若汉人秀才敢为反逆……”
但是，他也并没有完全根除汉法，汉臣的位子还都在，理论上还是需要宣传仁政的，也不能任由理财派坐大，等到贪得太多了，抓几个处理一下，也让汉臣们消消火……
汉臣的教育作用也很好……太子真金和中书右丞相安童都曾经师从许衡受教。
在许衡的精心辅导下，安童后来成为熟谙汉法的蒙古儒臣。
太子真金则在汉法、回回法斗争中，坚定地站在汉人儒臣一边。
他实在看不惯阿合马的经济手段，都到了动用军队强行征税的地步，甚至死人都要交税。
老百姓都死不起了！
他当时毕竟年轻，曾经侧面问过自己的父皇，说：“何不施行仁政？”
当时大头目忽必烈差点笑出声了，说：“我等发迹于北方，纵马骑射于天下，难道是为了施行仁政？！”
“父皇曾经言过……”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没有一个牧马的汉子会死守在一块草地上，也没有一个头人会死守一句承诺……只要他们当初相信就够用了，现在呢，我等有钢刀在手。”
说完话，他笑呵呵地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