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罪己诏”的次数越多，也就越是不把“罪己诏”当回事，“罪己诏”反而成了他们的挡箭牌，所以，越到后来，问题就越严重，以致到了国难不可收拾的地步。
罪己诏最大的好处，是求得人们的理解和谅解，保持行动上的一致性。白居易写的<贺雨>诗，就是一种对帝王的理解和谅解。诗中说的是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冬迄翌年春，持续大旱，帝乃“罪己”求雨，雨降。白居易《贺雨》诗曰：皇帝嗣宝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暮，不雨旱爞爞。上心念下民，惧岁成灾凶。遂下罪己诏，殷勤告万邦。帝曰予一人，继天承祖宗。忧勤不遑宁，夙夜心忡忡。顺人人心悦，先天天意从。诏下才七日，和气生冲融。凝为油油云，散作习习风。昼夜三日雨，凄凄复濛濛。万心春熙熙，百谷青芃芃。人变愁为喜，岁易俭为丰。乃知王者心，忧乐与众同。蹈舞呼万岁，列贺明庭中。小臣诚愚陋，职忝金銮宫。稽首再三拜，一言献天聪。君以明为圣，臣以直为忠。敢贺有其始，亦愿有其终。
而纵观古代帝王，罪己诏多半会用，且多半是在国事不可收拾的时候用的最多，这一点，朱由检就一个最好的实例。史书上说，明朝皇帝朱由检，在位十七年，“罪己诏”没有少下。<明史>中记有五次之多：“冬十月庚辰，下诏罪己，辟居武英殿，减膳撤乐，示与将士同甘苦。”“甲寅，诏天下停刑三年。”第三次，“闰月癸卯，下诏罪己，求直言。”“六月癸亥，诏免直省残破州县三饷及一切常赋二年。”“壬申，下诏罪己。”
如明朝崇祯十年（1637）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就下了一道“罪己诏”，这道“诏”的内容不在自责，而在自曝官场腐恶内幕：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便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奸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
这位崇祯皇帝朱由检，也不怕自家人说他是给自家脸上“抹黑”，更不怕“敌对势力”用来攻击大明的制度设计，而是口无遮拦，来了个“官场腐败大揭底”。
问题揭露出来了，但他改不了，却又助其发展，及至流贼犯皇陵，帝素服召对廷臣。陈子壮进言：“今日所急，在收人心。宜下罪己诏，激发忠义。”帝纳之。崇祯帝下了“收人心”的“罪己诏”外，仍然是变着花样吃、喝、玩、乐。到李自成进北京时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皇家究竟是超级巨富，国库恁多积蓄，如能早拿来助赈、助饷，尽可少下两次“罪己诏”；而一道又一道的“罪己诏”，最后积攒起来一个总的“罪己诏”，就是在煤山自缢前的遗诏，也算是最后一道“罪己诏”：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谅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死伤百姓一人。
明朝能走到灭亡的一天，实非朱由检一个之过，但是，他作为十七年之君也是难逃其咎的。但他却说：朕非亡国之君，而事事皆亡国之象。
中国古代帝王们的“罪己诏”，除了小范围的对面“口谕”而外，公布于天下的就是诏书了。这类诏书，皇帝本人是不会写的，真正出自皇帝之手称为“诏记”的其实极少，大多为有关阁臣代笔，以玺为信。唐德宗那篇有名的《大赦罪己诏》，是政论大手笔陆贽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