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见文中开始一一剖析。
“‘今介甫从政始期年……’此句所立论者，如何得之？可有调查？……”
“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吾未以为也……”
“夫侵官，乱政也。贷息钱，鄙事也……如插标卖首，徒给王相公反击，不怪乎《答司马谏议书》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数大段，此处之荒谬，以至尽矣……”
……
说得多，错得多。
王安石一篇《答司马谏议书》不满四百字，尚且能挑出错漏。而司马光的《与王介甫书》便有三千九百多字。
再加上时代的局限，古代的文人做学问，写立论，并不像现代，尤其后世中国讲究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讲究严密的论证和逻辑，以及科学的实验验证……种种手段，使每一个论点都能够数据化。
就像司马光第一个论点。
‘今介甫从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如出一口，至闾阎细民小吏走卒，亦窃窃怨叹，人人归咎于介甫……’
这话大概意思就是你王安石变法才一年，所有的士大夫，朝廷人士，四面八方的来人，都在讲你变法不对，就算民间贩夫走卒，小吏，老百姓也全部私下怨言，都认为是你王安石的错。
这话放在现代，被严谨的人看到，不怦击得体无完肤才怪。
现代即便是什么不懂的人也知道要想得到类似这样的一个结论，都必须搞民调，而后才能拿出真实的数据，调查了多少人，都是什么职业，身份，财富，民族……调查的方法，其中百分之几的人持何种看法。百分之几的人又恃何种看法……一系列详实的数据。
可是这话放在这时代，谁都不会认为司马光这样说有什么不对……但是越是研究《工具论》透彻，理解深入的就越觉得这是不对的。
偏偏司马光一封信中这样‘信口开河’，随意下定论的话比比皆是。如果说有什么辅证，无非就是孔子说，小人喻于利，孔老先生很瞧不起这种人，有人种庄稼。孔子都鄙视，你王安石居然讲商贾之利，这是很不对的……然后老子说‘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你那样做也是不对的，孟子又如何说‘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你王安石这里又违背了。
《与王介甫书》这样的文风，这样的自下定论，以圣贤口吻教训人放在文言文中，放在当时时代，在文学中无疑是光芒四射。
可是拿到现代。
一篇真正的非文学性质的论文。要及格至少也要达到毛主席的《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样模样。
而这篇文章显然作者是拼了命不理会司马光权威的名声，只要找得到漏洞便是一通死批，狠批……
放在现代可能众人看了后会点头。
毕竟是事实。
可是这个时代，照你这么批……你找出一篇合格的来试试？
司马光越看呼吸便越粗重，脑袋里一片嗡嗡然。
他司马光这一篇《与王介甫书》在十多年前熙宁年间写时也许还不算什么，可是随着时间流逝，变法的好坏对错越来越明显，里面很多劝告王安石的，越来越证明都是正确的，是至理名言。
可是在这篇文章中——
“竖子。根本不可能！”
“完全胡说八道，倘若照这样写，那成什么样子啦，自古圣贤写文章都是那样写的。我司马光这样写就不行？”
“荒唐，荒之大谬……”
……
司马光看了一会，微微眯了下眼，长吸一口气，又继续看，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