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人士认为有心的人数最多在五六万，但是到了这一日，结果却是让人大吃一惊的，人数居然高达十倍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民众上街游行呢？
除了天主教和基督教领袖呼吁信徒上街外，政党和压力团体亦大力动员，甚至安排旅游巴士接载去维园，另一目的自然是为9月选举“箍票”，评估“实力”，此外对政府政策不满的，例如中产业主会、工人团体及反对维港填海组织等亦号召支持者上街，汇合成大人流。
七一回归本应是高兴的纪念日子，正如一家人有喜事，却有人结众在户外大奏“哀乐”，无论怎样是“摆景”多于一切。在部分外国传媒眼中，自然渲染是“香港交回中国后市民不满统治”之类，大力唱衰，这亦是部分搞示威的人“要给世界一个强烈讯息”。中央早前放出和泛民主派沟通善意，但政客仍然用“又倾又砌”这招，虽然有人想将示威游行低调称为“诉苦游行”，但这不过是狡辩。不过，有这么多人上街，虽然各有怀抱，但起码是冲着行政长官童建华施政而来。童建华在出席庆祝回归升旗礼上，已公开“认错”，承认施政有缺失，但游行者似乎不“领情”。而七一游行经过两年的鼓动，相信日后年年亦会有人上街，藉此宣泄不满。
这么多市民冒着高温上街，虽然是有人策动，但亦反映他们心中有怨气才会响应。例如超额教师找不到教席，必然带同妻儿上街表达不满，这些饭碗、经济问题，自然又算到董建华头上，于是有人“附和”普选等诉求。在经济转型、社会人口结构改变下，对中产阶层造成很大的冲击，过往中产希望社会稳定改善环境，但现时种种改变，令得他们对前途失望，转而支持“激烈”的街头抗争。
近日经济虽然有多少改善，但人口老化、出生率低带来种种坏影响亦不断浮现，所以没有了《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这些去年大游行的“药引”，今年仍有不少人挥汗示威游行。
中央用种种方法支持本港经济复苏，但除了自由行外，其他的均需要时间才有进展，但市民（例如超额教师、负资产业主）不可能去等，当有人号召，自然“风起云涌”。
此次香港50万人游行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一是显示出特区政府面临的信任危机有所加深。根据香港大学最新民意调查，市民对港府14名政策局高官的评分全面下跌：其中叶刘淑仪一个月内急跌18.4分，只得34.6分，排名倒数第一。童建华得35分，梁锦松得35.8分，分列倒数第二和第三名。 港大民意研究计划主任钟庭耀指出，港府高官的整体民望在“7.1游行”后急跌了一级半，其中叶刘淑仪和董建华的评分暴跌，证明他们是民愤的焦点，拖累整个领导班子。若以45分为危机线，14名高官当中有12人的民望低于50分，6个陷入信任危机，显示出港府领导层的危机形势极其严峻。
第二个影响是香港部分公民的确充分、有序地展示了民意。7月2日，在香港出席国际旅游合作大会的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就认为，游行显示了香港是一个“言论非常自由的地方”。美国商会主席詹康信在同一场合也指出，1日集会和平进行，显示香港是一个文明和民主的社会，也让政府有机会听到市民声音，改善施政。国际媒体和西方国家纷纷表态，既对游行关注，也对和平的方式表示欢迎。
第三个影响是引发港人和有关方面开始深刻反思香港的自由与责任、法律与伦理等问题。从法律角度来分析，国家意志并不必然等同于人民意志。国家权力授之于民，前者应从属于后者。民众应该、也只能够以法律的方式（例如依法申请的集会游行和示威、被法律保障的舆论自由等）去影响国家政策，使国家尤其是国家的化身——政府及其官员时刻牢记将国家意志隶属在人民意志之下，以人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