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人民的罪犯，这样的辱骂是远远不够的。”这就更使记者们坚信，萨哈夫并不是因为没有文化、没有教养而辱骂，他是由于对屠杀伊拉克人民的仇敌愤恨之极而辱骂，记者们还能说他些什么呢?在不少人的心理上，萨哈夫是和他们同处在美英炮口下的同行、难友，对他深表同情。因而，在巴格达陷落、萨哈夫不再露面的那些日子里，媒体连连登出“萨哈夫哪里去了”，“深切怀念萨哈夫”等文章来，对他的“生死存亡”进行了种种猜测，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归根结底，萨哈夫是个悲剧人物。他的祖国遭受这场战争灾难是个悲剧，他本人在这场战争中的经历和表现，其实也是个悲剧。战争期间，萨哈夫是忠于职守的，在美军逼近巴格达的时候，萨达姆政权的高官们在都“集体消失”了，萨哈夫却带着几名助手来到巴格达市内的希克马特广播站，在院子里的一辆无线广播车上继续工作。广播站的工程师哈森，后来在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回忆道，当时所有伊拉克高官都逃亡了，只有萨哈夫一人还在坚守阵地，“他是在打一场一个人的战争”。在巴格达被美军占领后，萨哈夫还想到巴勒斯坦饭店去召开新闻发布会，半路上发现前方有美军士兵在巡逻，遂折回。回到广播站的萨哈夫，与萨达姆政权彻底失去了联系，广播站也断了食物来源，但他饿着肚子在广播车上用阿拉伯语继续广播，要求市民们拿起武器抵抗美军。次日凌晨，大批美军坦克开到了广播站附近，萨哈夫觉得大势已去。他才慢慢摘下头上的贝雷帽，摘去表明身份的肩章，裹着阿拉伯头巾和长袍，一个人凄凉地走了。战争初期，萨哈夫出面召开新闻发布会时，台上坐着副总理、国防部长和其他政府要员。随着战局迅速恶化，他身后陪坐的人越来越少，后来干脆什么人也不来了，由他一个人把“独角戏”唱到了最后。萨达姆政权最后让他一个人抛头露面，有人说，他是萨达姆最可抛弃的一个卒子，这个看法不无见地。从根源上说，萨达姆是逊尼派穆斯林，萨哈夫是什叶派穆斯林，宗派不同，其心难同。萨哈夫是萨达姆的“异己”，而非心腹。萨达姆的心腹，非姻亲与老乡莫属。萨哈夫却不是提克里特人，与萨达姆家族似乎也没有沾亲带故的关系。而且，萨哈夫与萨达姆的长子乌代之间还有矛盾。如此这般，萨达姆最后将萨哈夫当牺牲品，把他一个人推到前台作为一块挡箭牌，施放点烟幕，为萨达姆本人及高官们“集体隐身”打点掩护，也在情理之中。
伊拉克在海湾战争中战败后，外交陷入极大被动，萨达姆急欲改善对外关系，启用萨哈夫为外交部长。可是，一向以“脾气坏”和“言词硬”出名的萨哈夫，把伊拉克的外交活动搞得“火花四溅”。他警告伊朗与美国发展关系是在“玩火”，指责阿拉伯联盟秘书长马吉德“存心为难伊拉克”，经常直言不讳地指责美国搞“霸权主义”，等等。他这种一贯“硬朗”的外交风格，显然与伊拉克面临的外交形势不相符合。因此，他担任外长八年，却未能在推动伊拉克转变外交策略上有所建树，错失了天赐良机，很可惜。2001年4月，萨哈夫与乌代的矛盾公开，突然被免去外长职务，调任为新闻部长。又两年，便迎来了这场伊拉克战争。偏偏是伊拉克面临亡国之灾的恶劣形势，居然使他大展铁嘴铜牙之才，一鸣惊人。悲夫!他逆势显身手，一举成大名，但国家既亡，名有何用?有道是“时来天地皆助我，运去英雄不自由”。萨哈夫却是“时来天地不助他，运去却令展才华”，时运不济。
萨哈夫现象说明，战争也是一种文化。或者说，战争也附着有文化、也影响着文化。伊拉克战争不仅呈现出信息化战争的全新特点，也呈现出一幅全新的战争文化景观。你看，世界各国的新闻媒体都“直播”了这场战争，使之成为全球收视热点，这是不是一种全新的战争文化现象?当然是。你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