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炳勋曾接受中央台的采访，他的回答是一致的：《大长今》的目的是把优秀的传统文化传递给青少年。这样的理念，和李炳勋一贯所坚持的。
当然，说起来，这样的想法，并不仅仅是李炳勋个人的想法。李炳勋剧作的编剧和原著作者们，也应当是这样的想法。毋庸置疑，这些想法，也不应当是这几个人的想法，这是涌动在韩国社会的一股巨大的社会思潮：文化立国。我们通过很多材料，看到了很多韩国对于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所作的努力。李炳勋的历史剧，就具有这方面的强烈意识。
而中国的历史剧，缺的不是金钱、演员，而是一个基本的“前见”：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历史剧？当然，历史剧当然不一定要复原绝对的历史，在原则问题上不出历史之右也就可以了，因此倒也不必对剧情中反映的历史做点点滴滴的考证。这不是关键的问题。以史为鉴，历史剧和历史学不一样，它里面所渗透的寓意，其实就是告诫我们今天应当如何生活的寓意。所以，那些历史剧的导演们，怎么样来写历史，其实也就反映了他们想让社会变成什么样子。至少，包括他们对社会问题，世道人生是怎么理解的。这一点上的认识，中国大多的历史剧导演们，显然都还认识不够，只是一味的“戏说”，让人看完后，回头就忘了，受不到多大的人生启迪和教育意义。
李炳勋的历史剧，首先张扬的是坚韧不拔、勤奋努力、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把人生的目的和价值定位在不断进取不断奋争以取得成功的理念之中。在他的剧作中没有懒惰懦弱、朝三暮四、消极颓废的人物形象，这很鲜明的表达着导演对于自身以及社会的企盼。在中国的历史剧，我们很难看到这样的人物形象，中国历史剧中的人物，和生活本身似乎毫无关联：他们衣食无忧、潇洒自在却又无所不能，即使有灾祸，也必有高人相助，鸿运当头。这美好的幻景不知可以给人以什么样的教益，这样的生活似乎只有神仙才能过的。其实，仔细看看，这样的人物，要么出身富贵，要么身后“福星高照”，他们总有各种各样的特权，可以利用各种各样的资源，他们可以有恃无恐，一切以自己为中心，是不是这样的社会特权阶层，本身就是我们的导演所企求的呢？
其次就是李炳勋的历史剧对历史的超越，虽然故事的框架要真实，但剧中人的思维却一点也不落后，对于阴谋诡计、战争掠夺、权力斗争，剧作都表达着鲜明的批判立场：最终的胜利者，永远是坚守道义的一方，厚黑之道，也不是绝对不能用，但决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这充分体现了李炳勋导演非常认可的一种人生观：那就是一定要做个公道正派的人。社会一定是个公道正派的社会。所以，剧中人的成功，无论是做什么，都不是依赖于权势功利。这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寓意：在一个变得越发公正的社会中，别指望权势和名利。所谓的平民视角和平民语言，倒不是不写历史的王族贵族，而是用什么态度去写。而中国的历史剧，是不是囿与政治和社会的现实，我们的导演还把希望寄托在明君贤臣、才子良民的身上呢？问题在于，纵然社会是不令人满意的，但导演总得有社会责任感，导演总的或多或少的有些浪漫情怀吧？！思想的启蒙在现代社会怎么也离不开传媒——除非，在我们导演的思维里，那种希望英雄出世拯救天下的观念还挥之不去。他们希望出几个明君，或者，也得多几个左右逢源、无所不能的纪晓岚。导演们对社会极度的不满意，可是他们却不知道社会变革的最深刻根源和动力在于民众自身，只好用虚假的英雄进行自我麻醉。
中国不乏有潜力的导演，技术的体制的问题可以培育，唯独不能通过金钱投入解决的，是导演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从这一点上来讲，中国的绝大部分导演，应该跟韩国的这位李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