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出生于德国拉芬斯堡，后来加入瑞士籍的克劳斯·施瓦布，自然不是等闲之辈。他先后拿到了瑞士的弗里堡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和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工程师博士学位，以及美国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行政硕士学位，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
1971年，在欧洲委员会和欧洲行业协会的支持下，时任瑞士日内瓦大学商业政策教授的克劳斯·施瓦布，邀请444位西欧公司的商业执行者，在达沃斯会议中心召开了第一届“欧洲管理讨论会”，希望借此向欧洲公司介绍美国的商业管理实践。
于是，“欧洲管理论坛”便以非营利组织的形式建立起来了——每年1月，欧洲商业领袖便会响应号召，到达沃斯举行年会。
1973年，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机制的瓦解和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爆发，达沃斯论坛年会的关注点，开始从企业管理转向经济和社会事务。而政~治领导人也首次应邀参加1974年1月的达沃斯论坛。
随着影响力与日俱增，到了1987年，达沃斯论坛的官方名称，从“欧洲管理论坛”变为“世界经济论坛”，以希望借此拓宽为一个能够解决国际争端的平台。
与此呼应，政~治领导人也开始使用达沃斯论坛这个中立的平台，来解决他们的分歧。
比如，1988年，希腊和土耳其签署“达沃斯宣言”，使得双方在战争的边缘悬崖勒马。
再如，1992年，南非总统弗雷德里克·威廉·戴克拉克，与纳尔逊·曼德拉、曼戈苏图·布特莱，以三人第一次在南非以外的场合同时亮相的形式会面。
还有，在1994年的年会上，以色列外长希蒙·佩雷斯与巴解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就加沙和杰里科地区问题，达成协议。
各位大佬都这么给面子地在达沃斯论坛上“话事”，世界经济论坛能不越来越火么！
克劳斯·施瓦布发展出来了一个“利益相关者理论”，即企业管理者要想成功管理一家企业，需要考虑各方利益——不仅仅是股东、客户和消费者的利益，还要顾及企业的员工和所属的环境，包括政~府。
首富先生对此甚为赞同——他每年在全球四处拜访，不就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商业王国嘛。
在和克劳斯·施瓦布交谈的过程中，唐焕很有感触地说道：“走过了这么多的地方，我越发感觉到，‘发展和进步’虽然人人都知道最好不过，但具体实施起来，却由于各种原因，不可思议地困难。”
“年轻人是改造世界的最活跃力量——我想借助世界经济论坛的影响力，在世界经济论坛的框架内，成立一个基金会，每年在世界范围内，评选出40岁以下的杰出者，做为全球青年领袖，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
克劳斯·施瓦布朗声笑道，“唐，你这是直接把自己排除在范围之外了。”
“我……”唐焕摸了摸下巴，“不服老不行了，没谁可以违背自然规律。”
两人开了几句玩笑后，克劳斯·施瓦布态度鲜明地说道：“唐的提议非常之好——如何凝聚更多的资源，进一步积极发挥世界经济论坛的影响力，一直都是我思索不已的问题。”
唐焕听得微微颔首，对方倒也是一个实在人。
说到底，世界经济论坛虽然得到了全球政经两界的捧场，但它是一个非营利组织，经济方面的支持，靠的是基金会会员缴纳的会费。
而这个会员，也不是谁都有资格混上的，其必需是年收入额在50亿美元以上的国际企业，或者本行业、本区域中的佼佼者，并对该行业、该区域的未来发展，起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