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并列。据曹丕“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及孙权“遣兵数千家佃于江北”，对士兵以“户”或“家”相称的记载，表明士兵是与其家属一起，作为“兵户”或“兵家”（曹魏称为“士家”）而单独入籍的。吏即“庶民之在官者”：大多是在郡县服役的“吏卒”，“吏家”和“士家”同样是世代相承的，只是其地位较高于士家而已。
杜佑《通典》对三国人口的统计，仅限于州县编户，而不及“兵家”与“吏家”，其本身就是不全面的。
（4）少数族大多不在州县的编户之内
汉魏之际，西北边陲少数族陆续向内地迁移的人数很多。汉族统治者为了加强对边境少数族的控制，和补充内地劳动人手及兵源的不足，招引或强制塞外鲜卑、乌丸、匈奴、羯、氐、羌等族人民徙居内地。这些少数民族内迁后，虽与汉族犬牙交错地杂居在一起，但他们多仍保留其原有的部落武装组织形式，不在州县的编户之内。蜀汉境内处于时叛时服之中的南中地区的少数族人民，以及东吴境内累经征伐的少数族山越，也有部分置于国家的编户之外。
综上所述，三国时期从政府分割出去的“部曲”、“佃客”、“奴婢”等世家豪族的私家户口，由国家典农机构管辖下的屯田上的生产者“屯户”，郡县编户之外另立户籍的“兵户”、“吏户”，以及仍保持其原有部落组织形式的少数族的“牧户”等不属于郡县管辖下的人户，已远远超过封建国家的编户齐民，再加上郡县编户中广大自耕农因逃避赋役而流亡的“逃户”、“漏户”，封建国家地方行政机构郡县所能直接控制的人户，仅仅是整个户口数的一小部分而已。
3.对三国人口的再估计
倘就三国时期造成户口统计数字偏低的诸因素，细加稽考，仍不难作出相对来说比较接近于实际的推论。
（1）三国时期，因世家豪族与中央皇室共同瓜分土地与劳动力，而被摒诸国家编户之外的私家佃客，其具体人数已无法确知。《抱朴子·吴失篇》对吴“势力倾于邦君，储积富于公室”的世家豪族，曾有“僮仆成军”的描述。近人李剑农先生论及“冒荫之事已盛行于三国晚期”时，提出“盖依附私家为私家之部曲佃客，不列入国家之编户者，当数倍已登记之户口也”。如除去其中列入“兵户”的部曲，并考虑到各地荫附私家佃客程度的不平衡，则即使最保守的估计，世家豪族所荫附的私家佃客，也要倍于州县编户，其数当在2，946，000余户，15，344，000余口。
（2）屯田的生产者“屯田客”的人数，史无记载。因中原战乱荒芜土地及亡民较多的曹魏实行屯田最为普遍，其屯田区遍布于西起上邽（今甘肃天水），东至青、徐，北至幽、蓟，南及淮南的广大地域。文帝谢劝进令云：“且闻比来东征，经郡县，历屯田，百姓面有饥色”，将屯田与郡国并列，正是屯田组织遍及各地的明证。蜀汉为解决军粮运输的困难，在接近前线的汉中推行屯田。东吴“新都（今浙江淳安）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今江苏武进），男女各数万口”。见于《宋书·州郡志》分布于丹阳郡境内的还有江乘（今南京市东）、湖熟（会江苏江宁县境）、于湖（今安徽芜湖东北）、溧阳（今江苏高淳东）等处。其他华核“始为上虞尉、典农都尉”，在会稽郡境；前举陆逊屯田海昌，则在吴郡境内；孙权别赐吕蒙“寻阳屯田六百户”，更远及荆州。从东吴民屯遍布长江中下游来看，为数也不在少。
晋初废除屯田制后，据《晋书·地理志·总序》记载，太康元年（280年）有户2，459，840，口16，163，863，比《通典》所记载的三国末期总户数增加了67％，即986，417户；口数增加了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