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歷史文化又復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歷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
宋儒朱熹曾叹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朱子语类，卷九十三》。中国国父孙中山所著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二讲：「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歷代帝王之祀孔子者。自汉高祖始。《汉书、高帝纪》：「过鲁，以太牢祠孔子。」而学校祀孔，自明帝始。
尊孔与非孔孔子提倡礼义之邦的理想在后世政治上经歷代士大夫辨证取得法统地位，但独尊儒术也成為歷代政权羈弥知识份子的手段，最具典型者為元朝，一方面将儒士贬為第九等人(乞丐為第十等)。一方面又追封孔子為王，显见歷代政权藉尊孔以钳制思想自由的背后保守动机。
由此就產生非孔思潮，自魏晋南北朝起直到近代西方思潮等冲激，為了争取学术自由，不断產生知识分子极大的反抗力量。
孔子言论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就是新儒学，又称新儒家，是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產生的新的儒家学派..。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大陆文化之大革命结束是新儒学的沉寂阶段，这一阶段不仅中国大陆的新儒学研究归於沉寂，海外新儒学亦甚少成绩。
大革命结束以后是新儒学的恢復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尚在进行之中。恢復阶段的主要特徵是过去的一些新儒学著作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学术界开始反思和讨论新儒学的功过利弊。
社会成员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社会的道德秩序，遵守符合自身具体情况的道德规范，造反作乱就没有道德依据（即没有意识形态基础）。
社会成员既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又没有造反作乱的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所以儒学是一种超越社会形态和阶级形态的社会统治方略和社会管理学说。
儒学在歷史上曾经作為中国封建社会某些诸侯国在某些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又是中国整个帝制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一史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仁和礼的关係是仁礼一体。不讲仁只讲礼，礼就不会被社会成员普遍认可，就会遭到反对；不讲礼只讲仁，社会成员不受道德约束，就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
所以仁和礼是不可分的。社会发展会使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变化，礼的一些具体内容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予以改变和调整，这种改变和调整是仁的体现。
儒学「仁礼一体」的体系中包含了法的内容，礼和法应该很好的结合。礼的作用主要是预防犯罪，法的作用主要是惩罚犯罪。「以礼為体，以法為用」的礼法体系，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儒学「民贵君轻」的思想，表明儒学不是把「君」置於自己学说的中心，而是把「民」（即人民大眾）置於自己学说的中心。
儒学「礼之用和為贵」的思想，表明礼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目标，就是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暨全社会的和谐。
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尊重。所以，儒学文化是一种和谐文化。
「孝悌為仁之本」，「克己復礼為仁」，「仁者爱人」等，哲学家黎鸣认為:「与老子相反，孔子把「道德」放在「仁义」之后，也即忽视了人类的「公德」」
，「而且深信，在家為孝子的人，在朝廷也必為忠臣。事实上，这是一厢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