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要筛选、要提炼的，就是这个群体中的精英。而我们需要敢于自由化。
否则这样的古代社会给人的印象，往往是秩序井然、礼教森严的，乃至使人们认为，缺乏自由似乎就是社会的传统，而在的今天，每一个人对自由的渴望都显得尤为迫切，于是对中国这一古老传统便心怀不满。
而国学中的自由，是儒家责任里的闲情，是道家朴素中的安然，是法家理性下的游弋，是士人重压时的释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提出的第一个价值取向，就是“自由”。自由，在国学里也是随处可见的。道家的生命理想最接近自由的状态，老子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要“道法自然”，意思是说：大道之行，既是要仿照大自然的规律法则，又是要效法事物本身自然而然的状态，顺其自然，这就是道之所在。而把道家思想与个人生命形态结合得更为紧密、更为艺术的庄子，对自由的感受也更为强烈，一篇著名的《逍遥游》，其实描写的正是庄子心灵的驰骋和思想的放飞。
儒家学派里，孔子曾称赞得意门生颜回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箪食瓢饮的清贫生活，人人都不堪忧苦，只有颜回不改其乐——他不改其乐的，也许是身在陋巷、心在书香的精神享受，也许是身在平凡、志在高远的修身过程，也许是身虽未动、心已远行的超越眼前的卓越见识。
可见，在文化里，无论是入世有为的儒家，还是出世无为的道家，无论他们的生存环境和行为特征有何不同，但在内心和精神层面，他们都同样拥有自由的灵魂。无论是脚踏实地的儒家，还是仰望天空的道家，他们不同的人生信条只是对生活哲学的探讨。而对生命状态的存在，他们都毫无异议地认为，不管在朝堂、闹市，还是在山林、陋巷，都可以也都应该自由而活。
甚至，提倡法制、法度严明的法家，也不与自由的本质相矛盾。自由突显出秩序，在有形的层面，所有的自由都有其边界，法度之内是令行禁止，那么相对应的法度之外就是行动自由。而有秩序的自由才是有保障的自在，无秩序的自由只是野蛮的乱象。所以，法家的“明法度”其实更好地规范了“享自由”。
如果在现实社会的严格秩序之内，一个人的灵魂依然能充分体会到自由，那么这样的灵魂才真正具有力度，甚至具有艺术性。古代的士人就是如此。所谓“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林”，当古代的知识分子受案牍之劳形、受朝堂之艰险、受宦海之沉浮、受宵小之倾轧而感觉受到待遇不公、受到制度禁锢、受到官场奴役、受到志向束缚的时候，他们释放自我的方法，往往不是逃避到山林隐逸而不问世事，不是投降给世道艰难而躲避退缩——他们总认为，遁入世外不是读书人的理想抱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在负重前行中锻炼出一颗豁达自在的隐士之心才是真正的人生自由。所以，他们在任何困境里都努力自我调节，他们写诗、作画、弹琴、读书、品茶、赏花、雅聚、清谈……这些构成了他们快乐纵横的自由王国。
所以培养士人情怀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高尚的人文情结，在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得到不断升华的同时，也在激励和塑造着新的士人群体自身诞生成长，使这种特色独具的价值存在方式和思维方式不断地得到延伸，文化道德观念不断地得到完善。儒家道德文化理念奠定了中国士人文化的丰富内涵，士人情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在不同的历史环境、历史事件中适时地、恰如其分地、淋漓尽致地弘扬了这种文化传统，渲染了这种文化气氛，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价值认知体系。其内涵以及表现方式总是不能脱离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民族使命感、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