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在政治、学习、工作上没有追求，在生活上却大肆追求时尚潮流，穿戴讲名牌，消费讲高档。但这些超前消费都不是自己掏钱，而是找人报销。要么找那些药品供应商，要么找药材批发商，要么找医疗器械推销商，甚至找有求于我的江湖上的朋友帮忙解决。我用的手机一年一换，越换越高档；出差在外，我住豪华酒店，一掷千金；平常吃的一顿饭就是一个普通医护人员一年的薪水，穿的一双皮鞋就是一个城市低保职工的一年收入。在长江市，我几乎每天中午、晚上都要忙于出席各种各样的饭局，吃吃喝喝，名曰接待客户、开拓业务需要，实际上是在满足自己的虚荣，寻求刺激。每逢春节、中秋节等节日，一些有求于我的人都要给我送各种礼品卡、购物券，我明明知道这是党纪规定不能接受的，却没有上交和清退，都装进了我个人的腰包。
刮骨剔毒疮疤揭，痛不欲生悔莫及。分析我走上犯罪道路的重要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没有过好权力关。在国内，有许许多多优秀的院长，这些院长凭着自己良好的医德医术带出了数不清的优秀的医务工作者。作为全国创‘三甲’的江南人民医院院长，本应用好组织交付给自己的权力，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但是我却成了一个私欲膨胀的典型。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做官先做人，万事以民先。我利用手中的权力收受贿赂、贪图享受，把病人的利益放到了一边。我收受钱财，使用了某些口碑不好的干部；我本应秉公办事，但在金钱的驱使下，我对给我送钱送物的人表现得异常热情周到，有求必应，而把病人的痛苦、病人亲属的痛苦、医护人员的痛苦放到了一边。在处理医疗垃圾方面，我明知国家有严格规定，也有固定的处理机构和流程，却为了一己之利，默许自己的‘哥们’生产加工医用垃圾，导致一些用医疗垃圾生产出来的有毒有害产品流入到社会上，给人民的身体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我把权力当成了商品，拿权力做交易，而把医院、医生的使命和职责抛到了九霄云外。对我这样一个不知权从何束、不知权为谁用，既不肯接受组织的监督，又不注意加强自我约束，弄权谋私，利令智昏的党员干部，党组织就应该剥夺我手中的权力，把我永远清除出党。
回想自己蜕变的过程，我认识到自己既没有按照党员干部廉洁自律的要求去做，也没有认真接受组织的监督，以致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第一，没有认真执行述职述廉制度。我明知上级组织在调查我的问题，但在述职述廉报告中还是遮遮掩掩，不想也不敢触及自己的问题。第二，没有认真过好民主生活会。特别是我在担任院长、院党委书记期间，利用‘一把手’的权威，开会实行‘一言堂’，硬是把民主生活会开成了表功会，根本不愿意在班子里讲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对我工作、学习、生活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多数班子成员不敢讲，也不愿意讲，使我在错误的泥潭里越陷越深，最终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第三，没有正确对待谈话和诫勉制度。新调来的市局领导曾认真、负责地找我谈话，指出人民来信反映我经济、生活方面的问题，我当时找出种种借口，否认自己的问题，想蒙混过关，并信誓旦旦向组织确保自己没有问题。在市局布置新一轮医疗改革工作期间，市局领导再次找我谈话，再次指出我经济、生活上存在的问题，要求我认真整改，我觉得自己已经闯过了一关，问题不大，于是继续欺骗组织，逃避监督。在被抓之前，市领导找我谈话，要我打消侥幸心理，主动交代问题。我仍然执迷不悟，又一次失去了主动的机会。我是一个既不自律，又没有很好接受他律的典型，留给广大党员干部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二是没有过好金钱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