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十字路口设点查验，并且明示路人自觉自愿。我嘴上答应心里却暗暗着急，因为这样一来，能查处到的，肯定比钓鱼钓鳖还稀少。可县公安局车管所派给的任务却是越来越重。每年每月领回来的车本、车牌、年度验条都积存得成堆大摞。领这些东西的时候还必须给他们付现款，因为他们说这些东西也不是他们自己屙出来的，也要拿钱给别人。那时经济规律同样溶进了执法部门，从上到下就像层层批发层层盘剥。上边怎样赚取我们的我不敢乱说，但我知道每套车证、车牌我们是花多少钱买来，又多少钱卖给老百姓的。
为难之际还是孙户籍员伸出了援手。他让我和戈宝林搬了些车证、车牌、验证条放在他办公室里。他只说了句“他们能派咱也能派”，就没再多说什么。此后过了没几天，他又要戈宝林和我再搬些送去。我们都对这位叔叔佩服得五体投地，瞧着他茶杯口上没冒烟儿，戈宝林赶紧拎起暖瓶说：“我给您加点热的”，结果倒得溜溜的。以前我们见了他都只是笑笑，现在一口一声叫着“孙叔叔”，还光想献献殷勤帮他做点什么，因为人家毕竟帮了我们的大忙。
原来，到他这里来办事的多是各村的会计，那些人掌管一方经济又服务万家百姓，谁家婚丧嫁娶，都少不了要求他们办个户口开个身份证明什么的。而这些求办的事情又多半是些正规渠道办不了的。少不得他们再像个二道贩子似地再去求户籍员。这样一来二去利益均沾，几乎每个村的会计都跟户籍员成了铁哥们儿。我曾亲见一个村的会计大着舌头向孙叔叔表忠心：“您甭说让我派点这玩意儿，您就是让我派枪派粮派原子弹，兄弟我若是口吐半个不字，那我就不算个人，算让您白疼了！”那时他俩晃荡在一家酒店门口，勾肩搭背。那村会计一手提着的袋子里，就是满满当当的车证、车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