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来到上海，李刚领着他们东转西找，来到了小沙渡路。
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小旅社，他们就住了进去。给王海棠开了一个单间，他们五个男子开了两间，一个双人间，一个三人间。
一切安排好之后，刘刚就去找军统局上海站的联络点，不一会，便将上海站的负责人给领来了。该负责人高兴地和她们一一握手，对王文清说：“可把你们给盼来了，我们的暗杀队，被76号的特务们摸得一清二楚，我已经将暗杀队遣散。只盼你们的到来，去除掉一些危险分子，你们先去病房里暗杀一个投靠鬼子的汉奸。”
李刚问到：“什么医院？”
“上海劳工医院，这个人叫李叶平。”
王文清一听，认识此人，他是从朋友那里了解到的。
李叶平，浙江台州人，在大革命前，在原籍台州与革命组织有过接触。1927年曾在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当过一名职员。
1928年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民众训练委员会任干事。专事组织黄色工会，破坏工人运动。
1931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实行改组，把各部会改组为科，李叶平以破坏工人运动的老手，当上了民众训练科主任，又投奔杜月笙，拜杜为“先生”。
1932年，“C.C”的头目吴醒亚，由安徽省政府的代理主席调任上海市社会局长时，杜月笙便把李叶平介绍给了吴醒亚，任专管劳资纠纷的社会局第三科的科长。当时许多重大的劳资纠纷，可以看到杜月笙涉身其间，这和他们有着直接的关系。
就听得那个负责人说：“上海沦陷后，李叶平也失了业。满以为过去得过杜月笙的欢心，且有师生之谊因此专程到香港去找杜月笙。”
“这杜月笙能认他？”大刚问。
“当然是不可能的。这时的李叶平，对在香港的杜月笙来说，已失了作用，当然不会理他。李叶平一看不是个路数，再耽搁下去必将流落香港，于是向杜月笙商借500元港币，以便买票回沪。”
“杜月笙就是的势利眼！”
“你算说对了。没想到，杜竟置之不理，这倒使李叶平着了急。那时恰巧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曼云也在香港，李叶平乃托汪再度向杜申述前请。”
“这只老狐狸，能轻易地借给他。”大刚发表着自己的看法。
杜虽然勉强同意了，可是说：‘他（指李叶平）既要回上海，为什么要借港币?’”
因为法币与港币的兑换率差距已大。500元钱为数虽不大，却要杜月笙自己掏腰包，不能不掂一掂分量。
王文清知道，杜月笙在上海的时候，别看他用钱“豪爽”，他用的钱都是用在刀口上的，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投资。他在你身上用掉一个钱，至少要收回十个百个，没法收回的钱，他是不用的。
王文清了解到：
李叶平从香港两手空空回到上海后，一筹莫展。要想去找找过去他帮忙迫害过工人的这些厂商老板，找事固谈不上，即借钱也都报以白眼。
于是李叶平在上海每天的旅馆伙食所需，天天使他伤足了脑筋。可是日子还得挨下去，于是把脑筋动到了他的小同乡范守渊的身上。
范守渊是个不出名的西医，因为他做过国民党上海特别市第三区党部的监察委员，和上海特别市党部的常务委员兼市社会局局长潘公展，是同一个区，也算是潘手下的一个喽啰，于是当上了上海劳工医院院长。
这个上海市劳工医院，名义上是国民党上海特别市第三区党部替上海工人办的“福利事业”，实际是他们这帮人贪污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