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一步明确反腐倡廉之策，他还曾特地撰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关于民心论，一篇是关于吏治。
这两篇文章经刚刚返回的陶潜润色后，刊登在《河西旬报》上，并发送各地供人阅读。
都护府各曹、督察司、大理寺以及地方刺史府、郡守府、县府等各级官员争相阅读，一些官员看过后，也随之纷纷在报馆上发表自己看法和观点。
有支持的，也有提出异议的，更有提出其他新论的，不胜枚举。
面对争论，卫朔没有强硬压制不同意见，而是指示陶潜、刘穆之等展开针锋相对的辩论。
得益于便捷的交通，事先周密准备，虽然眼下河西讯息传播速度无法跟现代比，却也比以前提高很多。
且渐渐地争论已不再局限于官场之中，河西各地名儒大家也纷纷加入争论之中。
卫朔的两篇文章犹如春雷轰轰，借着报纸之力，短时间内在河西思想界引起巨大轰动。
各大学堂博士、教授、大儒、名士纷纷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看法，对卫朔文章进行相关讨论。
套用现代一句话说，这一场辩论虽然引发了思想上激烈碰撞，却犹如进行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了解到外界情景，卫朔便找来陶潜，要求对其在《河西旬报》上开辟类似于现代报纸一样的专栏。
将一些好的文章刊载上面，并且告诉报馆多印发一些，除了发卖以外，还可以在各地张贴，命专人读给老百姓听。
这一下，市井茶楼，书社诗会，全都在讨论卫朔文章。
这些观点基本上分成两派，一是赞同，二是有意见，双方各自引经据典，振振有词。
从人数多寡的角度来看，支持一派显然是占了上风的，毕竟背后有卫朔支持，想不占上风都难。
相对而言，反对之声音就弱了不少，毕竟在皇权至上的年代，公开反对上头需要天大勇气。
更别说卫朔所言有理有据，还占据了大义名分，一开始就立于不败之地。
借着这股东风，由卫朔亲自策划，陶潜主事，改编而来的第一份报纸正式营业了。
报头由卫朔亲题，名为《河西旬报》。
考虑到此时社会信息传递较慢，印刷数量和质量都跟不上。
因此《河西旬报》每半月一刊，刊登内容主要是都护府出台的各种政策以及官府一些动向，包括人事任命，各项律法条款的解释细节等等。
报纸的出现，对于河西来说是一件新鲜事情。
之前很多人皆小觑了报纸作用，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正式这区区的报纸，日后成为卫朔手中无上利器，无数贪官污吏在各观风使笔下落马。
甚至将来，报纸还成为新政改革有力的宣传工具，为每一次新政策出台，提供了相应的舆论导向。
《河西旬报》的出版，开启了河西新闻出版的开元时代。
随后《河西旬报》成为各级官员、老百姓获悉朝廷动向信息最权威的渠道。
一个月后，在河西另一个尹家主持的《武威日报》也出版了。
此报与《河西旬报》截然不同，它主要刊登市井故事、海外趣事、商业信息、各地物产以及百姓日常琐碎之事。
因为，有了《武威日报》的出现，以及更多报馆营业，没过多久都护府就出台了《河西新闻出版律》，对于社会上各种报纸、塘报、学院内部刊物等新闻出版物，有一个详细的规定。
《河西新闻出版律》颁布使开办报纸正式合法化，此后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