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不是个合格的企业家，不是正宗的民族资本家，他应该算是一个社会实践家，在用自己的想法改造社会，一个国家有这样的人是幸运，但这样的人多了，也容易出问题。
杨潮始终认为，军人就该干军人的事情，官员就该干官员的事情，那么资本家自然也就该干资本家的事情，张謇既想做企业，又想办教育，还想搞慈善，结果就是只能拖累了本业，大生现在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纺织集团，可是大生的利润水平，说不好听点还比不上上海一家血汗工厂。
只是现在行情良好，猪都能挣钱的时候，所以大生的利润还算不错，一旦风停了，大生这种又笨，又大，又僵的企业，肯定是第一个出事的。
张謇则认为杨潮家国情怀淡薄，好名，好夸大其词，好卖弄聪明，只知道一味的挣钱，什么挣钱就做什么，做银行，做石油，做铁矿，就是不做实业，连农业都不做。
而且认为杨潮人情寡淡，明明能救人的，偏偏看着别人去死，比如经济危机的时候，上海那些钱庄都是老关系，老朋友，杨潮硬是看着他们倒闭，还低价把人家的家当都吞掉，这不是绝户计吗，是个人都干不出来。
那些富强党的后生多好的小伙子们，一个个留学兴业，不以一己私利为重，就是经营的冒失了点，经济危机来了，杨潮只要松松手指缝就能救他们一命，可偏偏任由这些孩子的心血付诸东流，让他们的企业倒闭。
所以张謇承认杨潮是有本事的，可那些本事都没用到正道上。
可杨潮始终坚定的认为，张謇的道德无可挑剔，能力上欠缺太多。他之所以能办企业，不是因为他能力强，而是因为别人办不来，清末那时候的情况，普通商人想要办实业，第一怕的是官府勒索，而张謇不怕，他愿意做这件事，所以他做成了，如果给上海那些资本家公平竞争的机会，张謇早就倒在市场竞争的大潮之中了。
杨潮对中国某些资本家的道德底线还是很清楚的，只要有钱赚，假货、劣质产品什么的，大行其道，看看广东那些为了钱，不惜把自己的亲戚朋友骗取当猪仔的家伙就知道了，为了钱那些人是什么都干的出来的，让张謇这样的士大夫跟那些人竞争？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给潘训捧完场，杨潮就跟着张謇去了上海，参加复旦第一期大学生的入学仪式。
而潘训则去了武汉，为长江大桥的通车典礼增光添彩，这种事情杨潮就不跟他争了。
为官之道，不跟上司争名，不跟同僚争利，不跟下属争功，虽然潘训有总统身份，可一旦杨潮去了，谁跟吸引眼球还真的不好说。
到了上海，杨潮租住在大华饭店，这是一座三层英国市政厅建筑，杨潮包下了第三层，带着一百二十个警卫和秘书团队进驻。
打算在这里住半个月，除了参加复旦大学的入学典礼，还要跟上海的正要会面。
此时已经到了2月多，刚过了农历新年，中国依旧采用农历，学制跟后世不一样，采用整年制，过了15就开学，到了28就放假，一个学年就是一整年，杨潮觉得很方便，对后世采用一个学年跨两个年度的制度有些不懂。
见得第一个上海要员是张国柱，张国柱此前一直在山东，调到上海才两年多，他早就不是军人了，在山东就转成了警察局长，到了上海依然是警备司令，负责掌管上海警卫队。
当年把张勋从江苏逼走，虽然对江苏来说是大好事，可是也让地方上警惕，最后在国会中通过了组建地方警卫队的议案，但是地方警备部队只有轻武器，火炮只有75口径山炮和迫击炮，不能拥有重炮、飞艇和坦克，跟正规军队相比还是有区别的，在定位上也是以维护地方治安、抢险救灾为主要目标，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