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大体证实了这一点，山东拳民组织，以德州为盛，至于莱芜境内，拳民组织的活跃度还不足为虑。
但是，徐烈蒙山军势力的出现，已经改变了历史，尤其是山东地界，早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原时空的1898年，莱茵国传教士在山东的势力急剧扩张，连朝廷都束手无策，直到毓贤到山东担任巡抚，提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之策，由此促成了义和拳由“反清复明”向“扶清灭洋”的转变。这个灭洋，就是绝对排外，不只是要灭杀洋鬼子，捣毁洋物事，还对二鬼子、三鬼子等假洋鬼子也采取同样灭杀之策，也就是说，如果某某人身穿西装出现在山东、直隶地面上，行不了三里路，就会被拳民截杀。甚至，拳民连此前朝廷洋务运动搞出的成果也行捣毁之策。
徐烈穿越而来的时空，虽然毓贤早就被徐烈给一枪崩了，朝廷方面缺少了义和拳运动的推手，但义和拳运动的活跃程度貌似也不输给原时空。
原因就在于，徐烈自1898年6月起便成了朝廷的“心腹大患”，朝廷将主要精力甚至全部精力用来剿灭蒙山军，自然就放松了对直隶、山东地界的控制。
这种放松的结果，一是洋人的传教士势力愈益活跃，二是义和拳组织也进入了活跃期。或许，从慈禧和光绪两人的角度，他们暂时并未对义和拳明确表态，但各地方官僚，因为徐烈的崛起，他们不得不思考对策寻找出路。再加上朝廷内也有大臣提出用拳民对付蒙山军的思路。
于是，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就在徐烈取得山东大捷之后不久，山东直隶拳民，忽然一改此前“反清复明”的口号，而变成了“扶清灭洋”的策略。
义和拳的这种变化，虽然王启年的情报员有情报送上来，但徐烈并没有引起重视，因为原时空不就是这样的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只是，徐烈是当局者迷。
义和拳“扶清灭洋”，可不是只灭洋人，而是与洋人有关的物事都在他们的剿灭之中。而徐烈所行之事，正好属于洋物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