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赵顼却说着：“五代之国，乃盜贼之大者，所以不惜其命。今日兴事，须是万全，岂可不畏？”
吕惠卿在旁帮腔：“陛下所言诚是。但譬如富者自爱其命，贫者不然。未必小国便不亡，为政须计较利害尔。为天下不可太怯弱！”
天子则回道：“契丹亦何足畏，但誰办得用兵？”
谁也不敢拍着胸脯说一定能将契丹铁骑阻挡于国门之外，即便有人拍着胸脯，也要赵顼肯信。
当赵顼对朝堂上的反对之声全然不顾，又亲下手诏给负责谈判的韩缜，威胁道：‘朝廷已許，而卿犹固执不可，万一北人生事，卿家族可保否？’王安石终于放弃了劝说，上表请辞相位，遂了许多人的心思。
辞章初上，赵顼便当即驳了回来。接下来的半个月，辞章开始在相府和崇政殿之间来回往返。但世人都很清楚，王安石此次辞相，已经再无挽回的余地。
从熙宁初年，新法逐步实施，到如今的熙宁七年将尽，六七年间，大宋的国力的确在一步步的强盛起来。换作是仁宗、英宗之时，绝无可能在西南、西北以及荆湖同时开战，并且卓有成效。即便算上熙宁七年的旱灾，王安石向赵顼交出的答卷也远在合格之上。
但终究没有不散的宴席，熙宁七年十月初五的这一天，王安石离开了政事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