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新朝开国，并无旧朝代的那些问题，难道一些税也收不上来？
不过对此，张海却并不意外：即便是明清时期，工商业的增加值总规模也远远没有后世估计的那样庞大。两宋每年一两千万贯的收入不是全靠行税和住税，还有涉足到县甚至乡的酒业转营。不像民国时期那样把一些小农经济成分包括在，只计市镇以上的各种职业化的工商业。传统社会此方面的经济产出往往只有农业口粮产出的一成五左右，多一些的情况也不过两成。新朝对明朝的征服战争对经济规模的影响其实也不小，因为对一些敌对势力的清洗外加庞大军队皇族集团的废除，也直接影响到了不少市镇的消费市场。这两年战争以来平均每年的专业工商业军事体制外的总规模能有三千万两或者大概四五千万贯的规模就算不错了。
在人才有限又面临战争，全国的统治基础也没有达到的情况下，仅评南直隶和浙江大概三分之一人口比例左右的核心地带每年能收到三百万两大约四五百万贯的商税实际上很大程度还是考虑通过“没收敌产”带来的官营工商业。
李峰有些无奈的回到：“从前年开始，我们从山东乃至江南甚至广州等地征集了一万名最为优秀的铁匠和冶金工匠还有铜匠，一万两千名最为优秀的织工，还有八千名其他方面和军队有关的工匠，这三万名各行各业的工匠虽然我们在待遇方面给的还算充裕。可他们的产出主要服务于军事方面而不是民用经济领域。对于苏松京杭乃至山东一带的工商业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不过随着战争的结束乃至我们的统治广及全国。商税方面的空间潜力其实是极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