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五十多人，员工总数已经达到一百一十多人。新增人员中，半数为正式行员，半数为临时工或代办员。无论以哪种身份进来的，都必须经过市分行。县支行见到市分行开出的报到证，才能为相关人员办理入职手续。所以，在进人的问题上，支行行长赵国栋只能是被动地接收，并不能主动引入。不过，正如提拔科级干部一样，他有建议权。至于他的建议市分行会不会采纳，则要看市分行领导——特别是分管人事的副行长王道欣同志的心情。
令人遗憾的是，外人并不相信赵国栋手上没有人事权。
一行之长，怎么可能没有招个把人的权力呢？大家都这样认为。于是固执己见地来找他，要他帮忙，求他开恩。无论赵国栋怎么解释，别人都认为是推辞，是开脱，还是坚定不移地给他送烟、送酒、送茶叶、送红包。哪怕是为了争取他的“建议权”，大家也愿意出点儿血。
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节，赵国栋一直呆在孝感，很多人还是跟踪追击地找上他的家门。陈清平带的是两条玉溪烟和两瓶茅台酒，张文东送了五千元现金，罗新初则花了血本，送了整整一万元。三个人都是奔着孝北县支行副行长的位子去的，他们明知道赵国栋拍不了板，还是希望他积极引荐。四个后备干部中，唯独没有见到王加林这个书呆子的身影。
节前节后，孝北县一些与A银行有信贷关系的工商企业，也纷纷登门拜望过银行行长赵国栋。厂长或经理带队，办公室主任或财务人员陪同，塞给他五百元到二千元不等的红包。不收还不行，打架似地推辞都没用，他只能迫不得已地“笑纳”。赵国栋觉得，这都属于正常的礼尚往来。
唯有包工头关金宇，出手就是五万元，自然超出了礼尚往来的范畴。在与老婆认真商量，仔细斟酌之后，赵国栋还是决定，留下这五万元现金。
决定留下钱之后，他们又碰到一个新的难题：如何处置这五大把蓝盈盈的钞票？
直接存银行肯定不行，因为这个阶段他们夫妻二人的单位都没有发钱，万一将来有个什么，别人可以在银行查到这笔存款，他们没有办法说明来源。放在家里也没有合适的地方，而且存在安全隐患。
赵夫人建议，以他们儿子的名义重新去开立一个户头。赵国栋马上否决了，因为公检法对嫌疑人子女的账户，同样不会放过。最后，他们想到了年过花甲的老母亲。
于是，赵国栋拿着母亲的身份证，去D银行开了一个本外币账户，把五万元人民币全部兑换成美元，以外币的形式存入了银行。
办理完这笔业务，赵国栋同志非常得意：如果不是金融专家和银行行长，他怎么可能想出这种万无一失的防范措施？
生活往往就是这样富有戏剧性。当初，赵国栋为这笔钱暴露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可谓苦心孤诣。如今，真的到了检验他的聪明才智的时候。关金宇出事了，而且已经牵扯出了钱仲元，如果关老板同时供出了他，我们的赵国栋行长能够抵赖成功么？
上午的课程结束后，赵国栋在会议厅的出口处拦住了王道欣。
两人步入会议厅对面的一个小房间，都没有坐下，就那么站着开始了交谈。
听过赵国栋的汇报，王道欣同样感到非常震惊。他从身上里摸出一盒“中华”烟，伸到赵国栋面前。
赵国栋连连摆手，没有敢接。
于是他自己抽出了一支，赵国栋马上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为领导点火。
王道欣深深地吸了几口烟之后，对赵国栋说：“这样吧，后面的培训你不用参加了。马上出发回孝北县，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并随时向我汇报。”
赵国栋唯唯诺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