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会送三元钱的份子钱。加林和红梅属于双职工，大家会加一块钱，送四元钱的份子钱。全校二十四个老师，除去他们本人，总共可以收八十八元份子钱。所有的礼金加在一起，就有接近两百元钱，办三桌酒席也就差不多了。
现在的情况是，学校老师们的份子钱收齐了，但白大货夫妻俩的礼金还没有动静。
加林又不能主动开口去向他大舅讨，那像什么样子嘛！
为了弥补这一百块钱的缺口，他打算回王李村去找他爸王厚义。
虽说厚义对儿子的婚事漠不关心，一直不闻不问，故意装聋作哑，但加林觉得，自己的终身大事，还是应该找他。一来与父母商量，征求老人的意见；二来让王厚义承担作为父亲应该承担的责任。
工资已经提前预支了，母亲白素珍给的两百元钱用完了，该收的礼金和份子钱已经收过了，加林感觉自己再也想不出其他的办法，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身为父亲的王厚义，在他唯一的儿子结婚的时候，总不至少一毛不拔吧！他未必真的会眼看着自己的儿子丢人现眼而见死不救？如果加林办不起婚宴被别人戳脊梁骨，被别人看不起，这也是在打他当父亲的脸啊！难道王厚义连这么一点儿亲情都不顾？
带着这一系列的疑问，抱着微乎其微的希望，加林踏上了回老家王李村的路。
坐在长途汽车上，加林不停地告诫自己：这次回家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与家人好说好商量，不发脾气，不争不吵，不哭不闹。无论王厚义和胡月娥是什么态度，他都要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他甚至想，自己尽可能表现得调皮一点儿，痞一点儿，儿子在父母面前，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丢丑也是丢在家里。
加林知道父亲有钱。
在加林他奶去世之前，王厚义曾多次承诺，儿子结婚时，他最少拿六百元钱出来，年前给三百，年后给三百。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加林也不指望父亲兑现那六百元钱了，他只需要一百元钱临时救个急。当然，如果王厚义能够开恩，多帮助一点儿，那就是大喜过望了。
和以往坐汽车一样，加林又晕车了。虽然在车上没有呕吐，但胃里翻江倒海，不停地打嗝，相当难受。
下车之后，他站在公路边，扶着白杨树干，还是把早晨吃的面条全部吐了出来。吐完之后，他满眼是泪，感觉却舒服多了。
路边正好有一条水渠，水渠沟底流淌着一股麻绳一般的细流。
他沿着土坡走了下去，在够得着水的地方蹲下身，洗了洗手，用双手捧水洗了把脸，漱了漱口。再才回到公路上，朝王李村的方向走。
刚进村口，他碰到了皮匠三婆。
皮匠三婆慌慌张张地告诉他：“疯子又来了。”
加林知道，“疯子”指的是他继母胡月娥的前夫。他没太在意，继续往家里走。
到自家茅厕旁边时，看到他家大门口停放着一辆自行车。一个身穿黄色军大衣、剃着平头的陌生男子坐在门口的石凳上，正在与屋里的人讲话。
加林猜测，那陌生男子可能就是“疯子”。
“疯子”说话有条有理，而且振振有词，情绪比较激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胡月娥跟着他回家。
初次见到“疯子”的人，很难相信他是一个精神病人。
加林拨开围观的人群，看见自己家里坐着本家二爹、本家二婆、皮匠三爹和其他几个邻居。
他爸王厚义则坐在大门口把守，双手不停地剥着花生米。
大家正一个劲地向“疯子”解释，说胡月娥不在家，带着加草到孝天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