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中医基础科学；没有中医基础科学，就不会有中医临床技术規範；脱离了临床技术規範的中医，必然要朝着两千多年前经验疗法的方向倒退。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使命和唯一选择是，为了实现中医学的全面复兴，就必须遵照中医内在的科学规律，恪守科学发展观的宗旨，明智、果断地告别中医西化。”
“王教授，什么是中医西化？”就在这个时候，还真有人站出来问道。这人是从国外回来的，对于国内的一些状况都是以西方思想来看的，他看不出究竟有什么问题。对于他的问题，王明并没有露出不满，而是微笑着让对方先坐下，但是说起来的时候却变的严肃起来。
“要想知道什么是中医西化，首先要从近代科学主义思chao在华夏的泛滥说起。
你们都知道，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来，走向没落的清王朝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双重危机。李鸿章将这种双重危机，称之为“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在“以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急于应对中，华夏人同时患上了民族文化自卑症。随着愈演愈烈的民族文化自卑症的蔓延，在华夏人的眼里，物质、利器，以及生产物质、利器的近代科学与技术，ri渐上升为最重要的追求目标。而华夏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jing神、思想、价值观、哲学等，在一次又一次的鞭挞、批判中，逐渐地被人们疏远了，淡忘了。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全面反传统”、“砸烂孔家店”的呼声中，所要请进来的西方科学，当然就是西方近代科学与技术。”
王明稍作停留，让这些人都回想一下当初所学的历史。
“我们不反对“以夷制夷”，也不反对引进西方的近代科学。但是在处理内外交困的双重危机时，更需要历史与全局的智慧和胸怀。这种智慧和胸怀是，在面对目前的选择时，应该从历史的维度看当下！在面对彼此的兴衰时，需要从整体的维度比长短。对于这些方面，李鸿章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带头人，都不免给人以顾此失彼之憾。这里需要说明，我们在前面提到西方近代科学的时候，总是把“近代”和“科学”联结在一起。这是希望身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与全局角度，看清“近代”，并正视“科学”。”此时王明有些义正言辞的说道。